一只毛鸡蛋赚多少钱
我是在海淀区一个叫五路居的地方，一所叫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中学部认识魏
志强的。
下午，听完初三（1 ）班班主任张老师的介绍后，我提出要找一两个家庭情况
差些的、困难一些的学生聊聊。张老师笑了：“在我们全校十个班四百六十名学生
中，你要找家庭情况好的，是难为我；你要找家庭困难的，太容易了。我们学校的
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普遍不怎么样。”
张老师打开花名册，指着一个名字说：“你先找魏志强聊聊吧，这孩子家里特
别困难。这不，今天上早自习时，他妈妈还来找过我，一边说着，一边直掉眼泪…
…”
我问：“出了什么事？”
张老师说：“魏志强跟他妈妈说，自己不想上学了……”
放学后，我见到了魏志强。与同龄孩子相比，他像是营养不良，显得有些瘦小。
他告诉我，上个周六（十一月二十日），是他十五岁的生日。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
先是到首都师范大学体育场打了一场篮球，然后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花了四
十几元，是大家一起凑的，不过，没让他掏钱。
我问他学习情况，他说还可以，在班里能进入前十名。
“你既然学得不错，为什么又不想上学了？”
我这一问，一下把他给问住了。他寻思了片刻，说：“……我妈妈太难了，起
早贪黑卖毛鸡蛋（一种孵不出小鸡的鸡蛋），能卖几个钱？我想退了学，看能不能
找个活儿干，减轻妈妈的负担。……还有，像我们这种没有北京户口的学生，高中
只能回原籍上，我的户口在新疆，要上高中就必须回新疆，可我根本不愿回新疆，
一想这些，我就没了学习的心思，还不如早点退学算了……”
我让魏志强带我去见见他的妈妈，看看他们的家。
这一带我一点也不熟，实际上这里离航天桥也就三四站地，但却显得特别破乱，
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和低矮的民房。
魏志强带我绕过一个建筑工地，又穿过两条小道，来到一条小街上。小街约有
两三百米长，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小店铺。
“卖毛鸡蛋罗——”
“卖毛鸡蛋罗——”
顺着一阵阵吆喝声，我看见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妇人（后来，我知道她的实际
年龄其实只有四十一岁），正在一家小烟摊前卖毛鸡蛋。她的双眼布满愁云，身上
围着一条油星麻花的围裙。身旁是一辆小三轮车，车上搁一只蜂窝煤炉，炉子上架
一个平底锅，锅上煎着一些毛鸡蛋。
魏志强轻轻喊了声“妈”，那妇人疑惑地打量着我。魏志强告诉他妈，我是一
位记者，到学校了解农民工的情况，顺便来家看看。
听说我是来了解情况的，那妇人马上对我唠叨开了：“这孩子不想上学了，简
直让人愁死了……”
我说：“孩子也是为你着想，想帮你减轻些负担。”
妇人说：“现在连大人都找不到活儿干，他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再说，做父母
的受苦受累，还不是想让孩子多读点书，以后有些出息。我跟他说了，他要不读书
就自己一个人过，我不管他了……”
魏志强在一旁不敢吭声，见有两个民工来买毛鸡蛋，赶紧帮他妈妈收钱。两个
民工一人买了一串毛鸡蛋，一串毛鸡蛋（三只）卖一元钱。
魏志强的妈妈叫亓春英，老家在河南省濮阳县。亓春英二十一岁结婚，婚后三
年，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濮阳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粮食产量低。一九九四
年，政府号召移民到新疆建设兵团，说那个地方的地一眼望不到头，多得种不过来
；种了棉花多得摘不过来。亓春英与丈夫商量了一番，觉得与其在家乡过苦日子，
还不如到外头闯闯看。当年秋天，全家志愿移民到新疆哈密农13师7 连。事情并不
像想象得那么美好！哈密的地倒是不少，但种棉花一要技术，二要成本，三还要看
老天爷高兴。一家四口，种了三十亩地，一年忙到头，累个半死，还挣不到两千元。
这样的日子混下去，大人也就忍了，可将来孩子怎么办？
河南人好武术。当时亓春英有个弟弟，在北京一家武术学校当教练。弟弟告诉
她，北京的机会怎么说也比新疆要多，还是到北京来看看吧。2000年“五一”节，
她一人投奔北京的弟弟来了。先在一家河南老乡开的饭店当小工，每月开三百元工
资。三个月后，她想自己摆个小摊。她弟弟说，你没有手艺，又没有资金，能摆个
什么摊。她就在市场上转，见有卖毛鸡蛋的，一辆小三轮车，一只蜂窝煤炉子，不
要什么大成本。只是不知道那毛鸡蛋是从哪里进的，她便四处打听，后来打听到北
郊蓝靛厂批发市场有专门批发毛鸡蛋的。
入秋，亓春英开始在小街上卖毛鸡蛋。这绝对是个辛苦活儿，每天清晨六点就
要起来，先煮三百多只毛鸡蛋，然后还得把鸡蛋一个个扒好。干完这些活儿，差不
多十一点多了，赶紧给孩子做饭。吃了午饭，一般是中午一点上街，一直要卖到晚
上九点。
一年后，亓春英手头攒了两千多元，便把女儿和儿子从哈密接来，她觉得在北
京读书无论如何也比在哈密强。女儿在行知中学上二年级，儿子上一年级。丈夫仍
留在哈密种棉花。
真不知道靠卖毛鸡蛋，亓春英是怎么维持这个家的？
我问她：“卖毛鸡蛋，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我从批发市场批发来的毛鸡蛋，一只两毛五，卖出去是一块钱三只，差不多
卖一只挣八分钱。”
“一天能销多少？”
“卖得好时，一天能卖它三百五六十只；生意不好时，一天只能买三百来只。”
“那就是说，按平均每天卖三百二十只算，一个月满打满算挣七、八百块钱就
算不错了。”
“卖了几年了，一个月我还没有挣过一千块钱的。”
我又问她：“每个月的开支情况呢？”
亓春英说：“有几笔钱是月月都省不了的：房租每月两百二十块，水电费每月
二十块，三口人吃饭得要两百块。要说，最大的开支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个孩子
一学期要九百二十块，两个孩子一年算下来要将近四千块。”
也就是说，亓春英母子每年要有四个月不吃不喝，才能勉强凑够这个钱数！
她告诉我，女儿学习特别好，每次考试在班里都是第一名。今年夏天毕业，按
规定她只能回哈密上高中，可女儿不愿回哈密，正好丰台幼师职业高中到他们学校
招生，她自作主张报了名。一年学费要三千元，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学校见她成绩
好，先让她上了，答应学费慢慢筹。
“学费不说，她每个月生活费还得要三百块，这笔钱是省不了的。真是愁死人
了！”亓春英说。
“这么大一个女孩子，你每月不给她点零花钱？”
“她从丰台来回一趟坐公共汽车要四块钱，反正我一个星期只给她十块钱，怎
么花，她自己打算。”
“她爸爸不能给你们一些支援？”
“哼！他还算个男人？光顾自己抽烟、喝酒，两个孩子到北京四年了，他一共
才给寄来两千块钱。”
我想看看他们的家，亓春英说这会儿自己抽不开身，让魏志强带我去。
从小街往西，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进了一个大院子，魏志强告诉我，这里原来
是一家工厂，后来工厂破产了，就盖了一些平房租给进城的农民。
看得出这些平房也很有些年头了，一排紧挨着一排，密密麻麻的。
最后一排挨着一条臭水沟。魏志强指着门上写着“204 号”那间，对我说：
“我们的家到了。”
我只能用“吃惊”两个字，来形容走进他们家的第一个感觉。一间十来平方米
的小屋，摆着一张学生用的那种上下床和一张单人床，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被褥；
一张没有刷漆的四方桌上摆满杂物和一台老掉牙的12寸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魏志
强从街上的垃圾堆里拣来的，只能收中央台一频道；墙壁上挂着一只只塑料袋，魏
志强告诉我，塑料袋里装着的是他们一家人和住在这里的一位阿姨的衣服。
“这屋里还住着另外一位阿姨？”我有些不解。
“是的。”魏志强解释说：“我妈嫌一家人租这么间屋子太贵，找了一位也是
老乡的阿姨合租，她就单身一个人，每个月四百元的房租，我们拿两百二十元，那
位阿姨拿一百八十元。”
“你们夜里怎么睡？”
“我睡上下床的上铺，我妈和我姐睡下铺，那位阿姨睡这张单人床。听我妈说，
过些日子，那位阿姨要回老家了，这间屋子我们还租不起，还得再找一间小些便宜
些的。”
魏志强捅开了蜂窝煤煤炉子，淘米熬粥。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他先做作业，然
后，熬一锅粥，粥熬好了，再把馒头“腾”上。等妈妈九点回来，炒个白菜（或者
土豆）就成了。他说他们家一般是两个星期才买一次肉吃。
我十分感慨。我说：“魏志强，你妈够不容易的，你和你姐姐也够不容易的。
你妈起早贪黑，吃苦受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姐弟有出息。怎么有出息？眼
前，你们就得好好读书。你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得把书读好。你想退学，多
伤你妈的心？”
魏志强默默地点了点头。
按照目前的政策，像魏志强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如果想考大学的话，必须回原
籍上高中，在当地参加高考。
我问魏志强：“你们班同学是不是初中毕业后，都回老家上高中？”
“有一些要回老家继续上高中；有一些觉得自己成绩不行，考不上大学，就不
上了；还有一些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北京长大，根本不想回老家，打算到时候再说，
或者上个职高什么的……”
“你们同学不觉得与北京的孩子相比，有些不公平吗？”
魏志强脱口而出：“不公平的事情多着呢！早晨我去上学，一个阿姨骑自行车
把我撞了一下，不仅不说声‘对不起’，还扭头瞪了我一眼：”长眼睛了没有？乡
下人！‘“
离开他们家，魏志强把我送到小街上。
夜幕已经拉上了。
亓春英依旧站在街口，在招揽生意。她身上围着的那条油星麻花的围裙，在街
灯的映照下，闪闪烁烁。
我慢慢走远了，耳旁却依旧传来一阵阵吆喝声音：
“卖毛鸡蛋罗——”
“卖毛鸡蛋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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