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
这是一股大潮：这是一股波澜壮阔的大潮！
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日常社会生
活，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股由于农民工的流动而集聚成的大潮所产生的冲击和
震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
研究员，自然被卷入这股大潮之中。
出生于山东莱西县水集镇的赵树凯，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农村上的小学、初中
和高中，他喂过牛，还赶过马车。
赵树凯在小时候，就从长辈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闯关东”的故事。他的家
乡胶东半岛，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形成的东北移民大潮的重要策源地
之一。他的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追随几位青年同乡，乘船由烟台出发，经过一天
一夜的海上漂泊，到达东北的丹东。同今天农民工流动的机制大致相同，当年的流
动也是依托“社会网”的支持展开。在爷爷的一位表兄的举荐下，父亲以曾读过五
年私塾的“学历”，而进入一家商行当学徒。三年之后，父亲难耐思乡之苦，又返
回家乡。三年的“闯关东”经历，历尽艰辛，用今天的话说，却也大大地提高了他
的“人力资本存量”，成为实现新的职业流动的基本资源。赵树凯认为，虽然当前
的农民工流动在诸多方面迥异于当年的“闯关东”；但是，胶东这块近现代史上著
名的“闯关东”热土，所弥漫着的浓重的流动氛围，很可能已经在他的内心酿造了
对当代农民工流动研究的兴奋点。
一九八二年，赵树凯从山东大学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
究室。经常跟随领导到全国各地农村考察，他的视野从小农村变成了大农村。一九
九0 年，原机构撤销，他又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农村，
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他说：“我倾注较多精力思考这个问题，我感到，努力
捕捉农民工流动的新表现，揭示流动潮流的丰富底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一九九五年三月，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赵树凯与二十六名调查人员一起，对
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上海市长宁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状况，进行了长达一
个月的调查。为了使得调查更贴近农民工本身，他们走进“工棚”、“打工楼”，
与农民工同住同吃，竞夜长谈。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与辛酸和艰难相伴；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是有着不平凡的奉献。
在课题报告中，赵树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常想，长期以来，农民为支撑
新中国的社会构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至今仍在继续，只是程度有所减轻。
中国农民的历史性不幸，不仅在于他们已经承受着沉重的制炔还剑谟谡庵植
还交钩３２槐怀腥稀！？在调查中，赵树凯接触到一个新的问题——流动儿童—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急剧增加，这些
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由农民工
派生出的这个群体，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在调查中，这些发自农民工的心声，令赵树凯难以忘怀：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小孩，已经九岁了，还没上学。小孩现在也真的该读书了，
可是那么多的学费谁交得起？再说，她爸爸在广东打工，我在这里，和几个老乡姐
妹住在一起。真上学，孩子连个学习的环境都没有。真想有一间小屋，我俩有个安
身的地方。
两个孩子现在都跟着我们在这里读书，我们不能因为大人挣钱耽误了孩子的教
育。放在家乡父母那里，我们不放心。在这里读书，这个费那个费比在老家贵多了，
谁叫我们是外地人呢？
你看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开学半个月了，可孩子还找不到学校。上海满大街
都是学校，可一听说我们是民工，就要借读费，狮子大开口，差不多要我一年的工
资收入，哪上得起？
那时候，赵树凯的家住在万寿路育英中学旁边。离家不远，有个小农贸市场。
他与外来打工者有着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双休日，只要到市场买菜，他就愿意与小
商贩闲聊。到后来，五六十个摊位的摊主，几乎全认识他，远远见了，就会打招呼
：“来啦，今天吃点什么？”
赵树凯爱琢磨事儿，比如，市场里有卖菜的，也有卖水果的，那么，为什么有
人愿意卖菜、有人愿意卖水果？通过了解和对比，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卖水果比卖
菜利润高，但风险大；卖水果比卖菜本钱也要多一些；卖水果的一般比卖菜的文化
水平要高一些，脑子也要活络一些。
赵树凯还了解到，这五十几个摊主，将近三分之一把孩子带在身边，其中学龄
儿童有八九个，他们中能够在市区小学上学的只有一半，另一半基本处于失学状态，
原因是外地儿童在北京市上学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
他去市场，还常常有商贩求他，希望能帮助联系一所不用交纳借读费、赞助费
的学校，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
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困惑着农民工，同时，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为此，赵树凯专门走访了有关教育部门和学校。当时，北京市的中小学对外来
农民工子女就学收费，采用两种做法：一种是明确规定一个收费标准的范围，如丰
台区教委定的收费标准是每学期五百- 一千元；另一种办法是，各学校一次性或分
学年向借读生收取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每学年一两千元不等。无论是哪一种做法，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一九九六年春节后，一个星期天，赵树凯又去市场买菜。河南来的摆水果摊的
那个小伙子，一见面便挺热情地问：“赵同志，刚到的草莓，你不来点儿？”
赵树凯见小伙子的儿子也在一边忙活着，关切地问：“小柱子上学的事儿，还
没着落吧？”
“上了，前些日子一开学，他就去上学了。”
“哪个学校？”
“我们一个老乡自己办的一所学校。”
小伙子告诉他，河南息县一个老乡，两口子也是出来打工的，在五棵松那边自
己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招收老乡的孩子。虽然条件不怎么好，但收费很少；再说，
只要孩子有书读就谢天谢地了。
当时，赵树凯还从来没听说，在北京居然还有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他决定去
看个究竟。
小伙子光告诉他，学校在五棵松路口往北，再往西，再往北的一片菜地里。第
二天，在五棵松一带，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返回的路上，碰到一位穿着校服的小学生，赵树凯问他：“小朋友，这儿附近
有没有一所农民自己办的学校？”
那位学生想了想，反问他：“你说什么校名吧？”
“我也不知道校名，说是很小的一个学校，就在菜地里。”
小学生像是突然想了起来：“哦，你说的是那个‘鸡窝’学校吧？从这儿直走，
再右拐，不远。”
“‘鸡窝’学校？什么‘鸡窝’学校？”赵树凯有些不解。
“大伙儿都叫他们是‘鸡窝’学校。”
按那位小学生指点的，赵树凯终于在一片菜地里，看见了三个窝棚，里面还传
出阵阵读书声。
站在窝棚前，赵树凯觉得有几分新奇，又有些疑惑。
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李素梅，见突然来了个陌生人，忙从窝棚迎出来，问：
“同志，你找谁？”
赵树凯说：“我不找谁，随便来看看。这个学校是你自己办的？”
“是的，不过我们这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学校，看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在外
头野着，怪可怜的，我们就把他们召集起来，给他们上上课……”李素梅显得有些
紧张，“哦，这是我的身份证，我爱人进城买作业本去了。”说罢，她从口袋里掏
出了身份证。
这下，反倒让赵树凯有些尴尬了，他摆摆手，说：“我不是来查你身份的，我
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听说你们自己为农民工子女办了所学校，专门来看看。”
李素梅这才松了口气。
布置了一些练习让学生自己去做，李素梅便一五一十地跟赵树凯，讲述了自己
进京打工和办学经历。
“现在一共有多少学生？”赵树凯问。
“刚开始，就我们兄弟姐妹的九个孩子；后来，亲戚们知道了，也把孩子送来，
增加到十几个；再后来，一些老乡听说了，非把孩子塞给我。现在的学生是一百多
了。我们怎么不收也不行。”
赵树凯说：“你们给乡亲们办了件好事嘛！”
“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上门的学生多吗？”
“不少，有些我们实在推辞不了才接下来。”
“你们和当地的教育部门取得过联系吗？”
“没有。”
赵树凯又问：“这儿附近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学校吗？”
李素梅说：“附近好象没有，不过，听我老乡说，清河那边也有打工的办的学
校。”
两天后，赵树凯在接受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记者有关城市农民工问题
的采访时，专门谈到李素梅夫妇办的那所简易学校，他认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实际上是劳动力流动衍生出作为社会问题的第二代移民教育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
视。
记者听说有这么所打工者自己办的学校，也挺感兴趣，当即驱车前往五棵松采
访。
晚上，《北京特快》播出了李素梅办窝棚学校的报导。北京人看傻了，我堂堂
京城，居然还有办在菜地里的窝棚学校？
窝棚学校，同样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媒体的关注。
赵树凯的思考还在继续，他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的困惑，实际上，反映
出现行教育体制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上的乏力。正是因为这种“乏力”，像
李素梅这样的窝棚学校才应运而生。只是，还不知道类似这样的学校有多少。
那时，正好有三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跟着赵树凯实习，他便给他
们布置了一项任务：去寻找农民工在北京办的学校。
三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先在五棵松往西的西四环一带转，转了半天，没有
发现目标。他们觉得这样盲目乱转不行，这种学校一般会办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
方，应该先打听清楚哪里农民工多，再去那儿。按照这个思路，下午，很快找到三
所。一所叫中豫育才小学，是河南一位退休老师办的；一所叫万泉寺小学，还有一
所叫菜农希望小学，都是河北人办的。三所学校中一所八个学生、一所十六名学生、
一所四十二名学生。
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在海淀区，他们一共找到了三十六所。后来，他们
又去了丰台区、朝阳区、昌平县、大兴县……到一九九七年暑假前，一共找到了一
百一十多所。
这些学校全部为农民工自己所办，在校的学生全部为农民工子女。有的学校只
有一位教师，也就是办学者自己带着几个孩子上课；有两个教师的学校，很多是
“夫妻店”。这些多建在城乡结合部的学校，还有一个特征，不论学校大小、学生
多少，不论校舍多么简陋，每个学校的门口都插着一面国旗。
在对打工子弟学校做了初步的调研之后，一九九八年初，赵树凯写了份调查报
告——《他们的课桌在哪里》，以个人的名义呈送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后，李岚
清将报告批转给了教育部。
至此，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引起媒体、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
正在张家口挂职的赵树凯，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而政府就要承担这个最基本的公平，保障这
个最基本的公平。基础教育，门槛最低的应该是公办学校，可现在的城市公办学校，
却因为乱收费，逼得农民工的子女上不起学；而他们上得起的打工子弟学校，又要
被取缔，等于政府放弃了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责任。”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果政府早重视，早处理的话，早就不该成为
问题了。如果城市的公办学校大开大门，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没什么市场了，这个问
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既然政府承诺九年制义务教育，不管这个孩子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的义
务教育问题，政府都应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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