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8)

    在海拔5150米的大本营，日方队长给李致新做了一个小手术

    “汽车会议”之后，虽然突击队员的名单要等29日队伍上到6500米的突击营地
之后才宣布，但大本营的一切工作围绕着登顶展开了。首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前两次
的行军情况进行装备调整，登顶队员们的风镜全部换成了带电阻丝的大风镜，据说，
雪打上去可以迅速化开消散，同时，每个人的照相器材也配备了起来。

    李致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调整装备对象，他的雪套由半雪套调成了全雪套，半雪
套是护在脚踝处，以防雪渗进高山鞋，而全雪套是护至膝盖，对于李致新的脚来说，
防冻是第一位的。而等待出发的几天里，他的左脚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4 月25日上午，日方总队长斋藤淳生钻进了李致新的帐篷。对于这位老队长李
致新不陌生，当年在纳木那尼，斋藤先生就是总队长。斋藤问他：“听说李先生的
脚冻了，能让我看一下吗？”斋藤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捧着李致新的左
脚仔细看了看说，“做个小手术吧。”李致新一听慌了：“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行
军呢？”“不会影响。”

    1985年的时候，也是斋藤先生在山上治好了李致新的胃病，但就是这样，李致
新也有些害怕，还有两天就要出发了，这个时候做手术是不是太冒险了？他赶紧去
找中方总队长曾曙生，垂着头，曾曙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斋藤说有把握就去做吧。

    手术就安排在下午，斋藤队长的医疗帐篷里。一进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医疗帐篷，
李致新的心放下了，四面都是顶到帐篷顶的药柜，中间是一个手术床，斋藤队长和
他的助手已经等在里面了，如果不是外面吼叫的风似乎要把这帐篷撕裂，这里和正
规的医院没有什么分别。

    手术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块拇指大小的皮被割去，药棉塞进了伤口。
呼啦啦的风声里，斋藤队长说了一句话：可以走了。

    斋藤队长把每种药都向李致新介绍了一下，李致新问他：“我要是实在坚持不
住了怎么办？”斋藤拿出一个小袋子，“请你尽量不要用这个药。”李致新没有问
那是什么，后来想想，估计是吗啡一类的东西。

    斋藤淳生的治疗一直延续到山上，他在每个营地上都安排了一个给李致新换药
的人，一直到7028米。三四次换药后，李致新的脚已经恢复了。

    在中国人的攀登历史中，日本队始终是一个伙伴，在中国登山协会，会讲日语
的人比会讲英语的人多得多，从1980年山峰对外开放起，日本队伍就从来没有间断
过，在和日本队联合攀登的过程中，中国登山队学到了很多东西。

    北侧突击营地的两个主角都已含笑冰雪了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峰8000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那里的高空风速每秒达50
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气温在零下30℃—40℃，高空寒风轻则
使人冻伤，重则把人卷走。

    这时，东京、北京、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大家在焦灼
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5 月1 日，最后一仗全面展开，南、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这
天，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米的5 号营地。与此同时，南侧队
的六名突击队员也从1 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米的2 号营地。第二天，南北侧队员又
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

    5 月3 日，老天爷又来捣乱，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槽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峰地
区。“南侧出现了暴风雪，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被困在3 号营地的南侧队
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定
时间到达突击营地，那么5 月5 日双跨珠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

    当晚，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如果到时候南
侧队上不来，北侧队就实施单跨。而南侧队在听到他们的计划时，当即激动地表示
：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 月4 日赶到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5 月4 日上午10时，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不料又节外生枝，这时
北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一时无法行动。10时55分，次仁多吉按捺不住，
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喊道：“我要走了，再不出发，脚也要冻坏了，还
不如上去！”说完后只身一人顶着暴风雪走了。

    下午3 时，次仁多吉报告他已安全到达东北山脊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两个
小时以后，北侧突击队的全体成员都攀至突击营地并投入建营。

    这时南侧也传来喜讯，到下午6 时30分，已有三名突击队员在大风雪中相继跨
入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登上珠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情况。每年10月至次年3 月，整个
珠峰都在强劲的西北风控制下；5 月末，又有东南季风向珠峰扫来，直到9 月底才
消退。因此，三国登山队选择了5 月5 日这一“最佳气候期”冲刺顶峰。

    1988年的珠穆朗玛峰在李致新的记忆里是群英会。三个国家的著名好手都到齐
了。北侧首批登顶的三名队员就是最好代表。5 月4 日，登顶前突击营地的那个聚
会一直深深地记忆在他的脑海里。



    但如今，聚会的两个主角已经魂归雪山了。

    山田升，日本最具实力的登山家，这一年他38岁。从高中开始他就把登山当做
自己的正业了，是日本登山家的代表。从28岁开始，他已经10次登上了7 座海拔8000
米以上的高山，被人称作“喜马拉雅山人”。

    1983年冬天，他从东南山脊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两年后，1985年的秋天，他再
一次从相同路线无氧登顶成功，他这是第三次来珠穆朗玛峰了。

    这个时候的山田升身上充满了一个登山家的个人魅力，他很随和，爱说笑话，
还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实力。他把炊事帐篷称为是传递友谊的桥梁，他说：“曾经有
同波兰、尼泊尔、印度登山家合作的经验。因此，在活动中，哪些该做，哪些不该
做，我都很清楚。作为一个登山家，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体力和技术，但人缘也是很
重要的。”

    在山上，山田升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为日本队的一个领袖了，每次出发前，都是
他同大本营联系，招呼队友。

    5 月4 日，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赶到海拔8680米的7 号营地时，次仁多吉和昂·
拉克巴继续向上走去，侦察通往第二台阶的路线，其他队员忙着建营搭建帐篷。

    到了晚饭的时候，7 号营地热闹起来。李致新、拉巴克和索那都聚集到山田升
和次仁多吉他们的帐篷里。山田升和昂·拉克巴用尼泊尔语交谈着，昂·拉克巴再
用藏语把他们的内容翻译给次仁多吉和索那听，李致新则不知所云地跟着傻笑。总
之，大家那么愉快，有着说不完的话。

    那天晚上，突击营地的晚饭很丰盛。有烫荞麦饼、辣肉汤、方便米饭还有少不
了的糌粑汤。除了李致新之外，所有的人都很喜爱糌粑，包括山田升，他也是通过
饮食和各国队员相互了解和熟悉的，他说，吃同样的东西是传递友谊的一种捷径。

    就是这个给李致新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山田升，和日本另一位登山家植村直己一
样，1989年在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的时候不幸遇难。1992年，李致新和王勇峰是
缅怀着山田升攀登上麦金利的。

    昂·拉克巴是1988年珠峰双跨中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在珠峰大本营，想家的
昂·拉克巴指着珠峰轻轻地说：“快了，翻过这座山就是了。”

    他的登山天赋令人惊叹。27岁的他已经有15座7000米以上雪山的登顶纪录了，
也曾站在珠穆朗玛的顶峰，但1988年珠峰的攀登对于他来讲依旧是独一无二的，以
登山运动员的身份攀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

    他曾经陪同有“登山皇帝”之称的梅斯纳尔攀登上过世界第四、第五高峰——
洛子峰和马卡鲁峰。但那些山峰只记录了梅斯纳尔的名字，无论是哪一个向导帮助
登山家登上了顶峰，“夏尔巴”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昂·拉克巴是以替补向导的身份和梅斯纳尔相识的。梅斯纳尔原来雇用的高山
向导突然病了，当高山旅游公司把昂·拉克巴介绍给梅斯纳尔的时候，他很不满意
眼前矮小的拉克巴。但当拉克巴在一天之内从海拔6000米到8000米之间进行了两次
往返运输后，梅斯纳尔认准了他，从此，每次登山都要由他陪同。但拉克巴并没有
为这个荣誉而自豪，他不知道梅斯纳尔会不会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这个不可或缺的向
导。在大本营，昂·拉克巴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连书也不会寄一本的。我们身
强体壮的时候，他从来不给我们拍照，一旦生了病他就拍个不停，他想以此显示比
我们强。”

    珠穆朗玛，在藏语中是“第三女神”的意思，而夏尔巴人则称之为“萨迦玛塔”，
意思是“通达天庭的山峰”。在这个通达天庭的山峰上，夏尔巴人用身体把来自各
个国家的登山者送上天庭，他们的目的很简单，用性命养家口。即使是出色的昂·
拉克巴也有退隐之心：“登山总难免出事，一旦出事，我的弟弟妹妹怎么办？父母
早去世了，我得养活他们。再登两年，我要攒点钱做生意去。”

    昂·拉克巴的计划没有得到实现。两年之后，他在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遭遇雪
崩，这座山峰的山难史上也不会有他的名字，他只是一个夏尔巴。

    1988年到1991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当年参加双跨的三国队员中已经有9 个
人含笑冰雪了。这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是李致新心头永远的痛。一个是当年的攀登
队长宋志义，一个是李致新的教练孙维琦，1991年，梅里山难让中国登山队失去了
这两员虎将。

    就在北侧豪情万丈地准备登顶的时候，南侧的突顶队员却依旧是遭遇了困难。
5月4日，当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到达5 号营地的时候，根本
没有炊具，几个人只吃了点糌粑。因此，登顶那天，从早晨开始就没有喝上一口水，
没有吃上一口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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