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
查亚峰 大洋洲最高峰 海拔5030米
南纬 4 度东经 137 度
1999年6 月23日13时25分 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顶
在暴雨中抓住最后一段保护绳的时候
王勇峰说：七大洲的目标终于完成了
帕特里克·马罗是世界上第一位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在他写的《云霄
探险》那本书里，有一段话被王勇峰画上了重重的记号：我痛苦地意识到，探险的
难点并不在于登山本身。如果不是陷于在财力、政治麻烦和后勤等方面可怕的泥沼
之中，爬山也许只需要一个星期简单的技术性攀登。七大洲的最后一站让他们更深
切地感受到了这种痛苦。
两名记者是以厨师和儿科医生的名义进入印度尼西亚的
伊利安查亚，印尼最迷人偏远的角落，为了探访它，无数人都经历了等待之苦。
第一个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目标的加拿大人马罗曾为查亚等待了17个月，并且两
次前往依利安查亚。而李致新和王勇峰为了这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后一站，更是努力
了近两年的时间。
查亚峰所在的依利安查亚省在地理位置上是特殊的。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它
既然是新几内亚岛的东半部，当然应归到大洋洲去，但由于政治统属关系，又往往
被算作亚洲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登七大洲最后一站要去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的原
因。
依利安查亚是印度尼西亚最东端的一个岛。是一个连印尼人也很少到达的地方，
必须得到特殊的许可。我们此次是在印尼军方、安全局、警察局、文化体育部等多
个部门的批准下才得以成行的，近半年来和印尼联系登山事宜的传真就有上百份，
更不用说电话和电子邮件了。一直到1999年5 月底才和印尼登山协会正式达成协议，
6月6日是原定的出发时间。但到了6 月1 日，情况又有了变化。
同1998年去非洲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中国驻印尼使馆来了明码电报，6 月5
日，印尼大选，处于安全考虑，行程推后，改在6 月12日。
依利安查亚省是印尼面积最大、位置在最东边、人口最稀疏、对外最封闭的一
个省，它的面积广达41．3 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的本州岛或英国大不列颠
岛的两倍，但人口却不到200 万。岛上少数民族比较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达尼人，
他们至今的生活方式还处在石器时代，大多居住在贝莲姆山谷，和从前一样，都不
穿衣服，男人在身上挂一个葫芦，女人围草裙，在一些集市上，可以看到他们和穿
着现代服饰的人们和谐地站在一起，因而对很多探险者来说，探险的同时还是一次
回归石器时代的旅行。
曾经有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发生在那里。1968年，两位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传教士在当地被阿斯玛特人（食人族）吃掉。当时曾有直升机去救援但食人族不停
地射箭，救援没有成功。因为很多地方没有路，当地人对直升机不陌生，后来在政
府干预之下，战争和吃人没有了，这些内容被作为表演形式保留下来，但尽管这样，
印尼政府还是不鼓励人们到那里去，一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世界上第
二大铜矿——美国人办的自由港工业矿区就在这个岛上，他们控制极其严格，一般
人不让进入。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到达雅加达时，还有当地人对我们能否真的进入依利安查
亚表示怀疑。
因为这个国家的特殊性，采访记者也压缩了，只有我和张伟两个人，大家戏称
“夫妻采访团”。不过我们都没有以记者的身份申请入境，而是以登山者的身份加
入“中国泰达登山队”的，在登记表中，张伟的身份是厨师，因为他的确爱做饭，
而我的身份是儿科医生，这是王勇峰随口编的。他说，万一在山上有人病了，也不
会请儿科医生治疗。
王勇峰是穿着那件“百战百胜”的Ｔ恤出发的，那是1993年登上珠峰时穿的
我们是取道新加坡前往雅加达的，在新加坡住在我们的朋友艾达家里。艾达曾
在1999年送孩子来北京学习汉语，那时候，我们相识，她是一个热情的人，还有一
个热情的家庭，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在深夜11点看到两位登山家叔叔，艾达让
他们一定加一个午睡。
在机场接上我们的时候，看着我们小山一样的行李，他们张大了嘴半天没说出
话来。
我们的托运行李就有9 件，4 个驮包，3 个箱子，每人还有背包，另外还有摄
影包。从北京机场出发的时候，行李一共185 公斤，超重了80公斤，按照国航的规
定，补交超重费8000元，几经交涉我们还是补交了4000元人民币。
到了艾达家，我们开始琢磨能把什么精简了。个人装备28种，集体装备16种，
哪些能派上用场不好说，但到用的时候缺了哪样都事关最后的成败。
最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了一箱雨衣上。1998年非洲乞力马扎罗的大雨把大家
吓坏了，惟恐今年再遭此运，赞助商天津泰达公司听说了以后，特意给做了200 件
厚厚实实的雨衣，说，你们用不了，就送背夫。盛情难却，我们的行李中加了这近
30公斤的雨衣。接下去还不知道要为这些雨衣花多少钱，而能扔的也只有雨衣和食
品了。
在整个行程中，超重是每个人的心事，到了雅加达之后，李致新拎着一条湿毛
巾和王勇峰开玩笑：“谁让你弄湿的？这怎么减分量呀？”而回来的时候，背包里
的岩石标本也成了负担，王勇峰为了省钱，全装进了自己的背包，从香港过境安检
的时候，他故作轻松地把包背上肩的时候，人险些掀翻在地。资金的缺乏让中国登
山家付出更多。
轻装之后已经是凌晨1 点多了，5 点，我们就要出发了。可李致新和王勇峰竟
没有一点困意，回到房间，艾达的儿子泰龙还在等他们聊天。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
还听到王勇峰在大声朗诵泰龙的英文课文，泰龙在一旁哈哈地笑着说，王叔叔是小
学三年级的水平，李叔叔是幼儿园的水平。
走到这最后一站，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心情明显很轻松了，没有了乞力马扎罗的
那种低落，也没有厄尔布鲁士的那种焦虑了。毕竟，11年的努力马上要到终点了。
这次出发，王勇峰特意又穿上了1993年登珠峰时穿的那件Ｔ恤，上面写着：百战百
胜。
世界上第一个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是加拿大摄影师帕特里克·马罗。1982
年登上世界最高峰之后，他决心站到世界七大洲的七个顶点上。
在南美洲顶峰的绝径上，走在他前面的一名阿根廷登山者摔落深渊，随后而来
的空军救援飞机又撞山爆炸，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在珠穆朗玛峰，雪崩吞噬了战友
和三名向导，接着，他又看见德国女登山家冻成冰雕一样的尸体。这，就是他的探
险生活。极地严寒造成的冻伤，高山缺氧引起的脏器水肿和无法康复的脑损伤，以
及时时相伴的死亡威胁……但这些都没有销蚀他对理想的追求。他几经磨难，终于
在1986年成为第一个攀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
在登山界，由一个人完成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很多登山家
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努力着，也同样走着马罗曾经走过的艰险之路。1988年，中国登
山家李致新、王勇峰确立这一目标的时候，世界上只有马罗一人，而当1997年，中
国人离这一理想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41位登山家实现这一目标了。
就在李致新、王勇峰为这最后一座山峰寻求经济资助的时候，传来了香港同胞
钟建民成功登上查亚峰的消息，钟建民已经完成了六座，而当李致新、王勇峰出发
的时候，钟建民已经在珠穆朗玛峰进行自己的最后一搏了。
其实，对于大多数山峰来说，真正的攀登就是那么几天的事儿，即使是攀登珠
穆朗玛峰，打通路线之后，不过三五天就上去了，但就是那之前的准备是那么的漫
长和细微，拿错一双袜子也可以断送你三五年的准备。因而，更多的时候，对于李
致新、王勇峰而言，更多人的敬重更来自于他们十几年坚定不移的信念，却不是他
们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业绩。对于中国登山家来说，很多困难是双倍于多倍于国外
登山家的，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是在用自己的青春等待，而在这种等待中，他们
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们的理想从未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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