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1）

    1.城市中心论的失败

    从1927年冬到1935年1 月的遵义会议前的七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革命先后出现
了三次“左”倾路线。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都是竭力推行城市中心论。当时中国
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按照共产国际的意旨，把城市中心论视为一切国家革命的正
统，处处照洋教条办事，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只许批右、不许反“左”。他们
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先例，中国革命也必须以城市为
中心。在他们看来，外国的革命经验里都是无产阶级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才取得
了革命的胜利。因而中国革命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无产阶级又总是同城市
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党的工作重心只能在城市，而不能放在农村。尽管三
次“左”倾路线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挫折与失败，然而共产国
际在给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指示中，屡屡要求中共领导人应当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务，
应当立意在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他们总是担心，以农村为
中心就会离开城市太远，得不到城市的领导，就会失去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就会
陷入民粹派的错误泥坑。因此，尽管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
他们仍然要强调城市的武装暴动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并一再要求各苏
区的工作，应当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重要的城市。

    从1927年8 月的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到1928年6 月中共六大召开，这
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的统治时期。他们不顾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
形势，片面强调新旧军阀的混战和各地武装起义的迭起，便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
涨，城市工人暴动成了革命胜利的关键。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主张，以城市
为暴动的起点。

    从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0年9 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为李立
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时期。“立三路线”更进一步要求全党把工作重
心放在城市，以城市为中心。并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党组织转移到了农村，农
民意识使中国共产党有离开无产阶级的危险。为保证党的性质，创造党的无产阶级
基础，中共中央提出，要选择产业区域和重要城市作为工作中心。要求各级党的组
织务必要使总的工作精神，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在城市；绝不能偏于穷乡僻壤
的发展。在“立三路线”的驱使下，使城市工作和党的各项工作都蒙受了重大的损
失。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由于红军被调到远
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致使根据地也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失。

    从1930年9 月六届三中全会，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王明“左”倾教
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时期。城市中心论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更为惨重。城市的工人
罢工、飞行集会，乃至武装起义等斗争，大多以失败而告终。1932年1 月，以王明
为首的临时中央指示长江以南的红军，夺取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长江以
北的红军也要快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路的态势，并且训令红军进
攻、夺取赣南重镇赣州。毛泽东等人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主张沿武夷山脉发展根据
地，结果被扣上了“上山主义”的帽子。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党在
大城市中的工作进一步遭到损失与破坏。

    1933年春，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本应当说是一个进步的转变。但这
一转变是被迫的，不自觉的，临时中央虽然迁到了农村，以城市为中心的指导思想
依然未变。他们仍然主张以红军占取中心城市来实现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就提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
事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该放
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从此，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
数省的首先胜利，就成了临时中央行动的总方针。王明统治时期的临时中央，以城
市中心论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更为惨重。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又一次证明了城市中心论无论以何种形态表现出来，都不符合
中国国情；它宣告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破产。



    2.“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

    “八七会议”后，一年多的群众性的武装暴动，进攻城市的斗争形式屡遭失败。
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有机地结合到
一起，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逐渐展示出其生命
力。这使人们看到了中国革命中心向农村转移的希望。此时，朱德、毛泽东在井冈
山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同时，又有贺龙式的洪湖、桑植根据地，李文林
式的鄂豫皖根据地，方志敏式的赣东北根据地。他们都有计划地建设工农革命政权，
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从而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尤其在高层决策者中，是以城市为中心，还
是以农村为中心的两种观点的对立，已经公开化地呈现出来。

    直到1931年8 月，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进行，推动了党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
思想转变。此时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共，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力，都应集中到继续扩大
苏维埃区域上来。非苏区党的工作，要以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来保护苏维埃，积极
帮助苏维埃区域为目标。同年9 月，《红旗周报》发表评论，批评党内同志还没有
把非苏区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当做第一任务去做；要求党的各级指导机关都
要了解这一工作是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第一条件。至此，可以说以农村为重点，把
红军和根据地斗争放到第一位的思想，在党内才算确立起来。那种以发动城市工人
斗争和武装起义为重点的城市中心论，再也难以形成统治思想。至此，全国已先后
开辟和建立了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湘鄂川黔、陕甘
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东江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红军每解放
一个地区，就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打土豪、分田地、动员青年参军，建立
民主政权。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