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一天挖，早一天少受损失

    日前，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他的案头，
记者见到了一些文件，有为重要文物要求国家保护的申请，有最新开掘发现的技术
报告，大多都顶着猩红的抬头——任何项开掘都不是草率的，都不应是草率的。

    记者：据了解，我国近年来考古发掘一直是慎而又慎，国家文物局常年来为何
坚持“保守”的态度？

    张柏：事实上，自建国以来，文物保护方针是一贯的，即“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的工作方针。近两年，全国范围内每年发掘项目有四百多项，为重大课题研究
的主动性项目仅占15% 左右，这个比例，可以说明我国文物发掘的指导思想。

    记者：多年来坚持这样的方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张柏：这个指导思想与《威尼斯宪章》中的国际文物保护原则是一致的。当然，
首先不能脱离我国国情，财力有限，使用这有限的经费，只能是“先救命，后治病”。

    另外，我们目前技术保障水平还很低，在地下封存已久的文物已形成平衡的状
态，在技术保障不完备的情况下发掘，无异于破坏。

    记者：国家文物局一般怎样处理地方关于开掘文物的申请？

    张柏：近年来，一些省市发掘文物古迹的呼声比较高，可以理解。利用文物发
掘的轰动效应，吸引旅游，带动更多的经济合作，并以此带动一方经济，这样的想
法，国家文物局理应支持。但是涉及到某些具体问题，要考虑全局、考虑连带影响、
考虑文物保护的可能性，像乾陵这样的问题，就一直没有松口。

    记者：就目前状况，开掘乾陵还得等多久？

    张柏：确切时间说不好。但是，技术保障条件相当时，发掘肯定会实施。

    针对张副局长的谈话，陕西专家说：技术上没问题

    1995年11月3 日，在陕西省博物馆门前，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盛大的落成典礼
隆重举行。在意大利国际友人无偿捐助了价值达48亿里拉（相当于300 万美元）的
仪器设备之后，一座无论是技术还是配套水平都已跃居亚洲第一位的文物保护技术
中心终于在西安建成。

    时隔半年，参观陕西省文保中心，一间间实验室看过去，每一处都让人有一个
不小的惊讶。这里依次排列的红外光谱仪、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热释光年代验
测仪……而文保中心主任王长生说，他们更大的骄傲则来自于自己拥有的一支青年
科技队伍——全部本科毕业、十一名研究生、多名赴法学习三年以上的留学生，以
及和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家多年的合作交流经验。

    谈到乾陵发掘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王长生主任的回答是：“没问题。”王主
任向记者介绍，对于较难保护的有机质文物，如丝绸、纸张、皮革，虽然仍有一些
技术细节没能完全过关，但较之过去已有很大提高。“丝绸、纸张的保护问题没有
完全解决，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有充足的资金搞实验研究。壁画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了，
那是因为我们做了。”

    “我觉得一味担心文物被破坏而不进行开发，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最后，
王长生如是说。

    如果说王长生的承诺还多多少少留有一些余地的话，文保中心室主任、副研究
员白崇斌对乾陵的开发则是拍着胸脯打了100%的保票。

    白崇斌告诉记者，早在两三年前，全室的同志就一起研究了数种开发乾陵的方
案，其中有一种称作地下挖掘的方案可算万无一失。

    著名专家、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先生对陕西
很有感情，五十年代初他曾参与过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考古，很熟悉陕西文物状况。
他说，古文化遗产反映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容是多样的。比如古墓葬，单个墓不如古
墓群的内容丰富；石窟寺反映的是宗教文化；古建筑如大雁塔反映了唐代宗教活动
及建筑技术等内容，相对单一；而遗址则包含内容更大更广，如西安半坡遗址包含
了科学、历史、艺术等等多方面，既有社会生产、经济活动又有生活、文化、政治
等，表现得更加集中、系统、全面。有些大遗址更感到研究尚未深入，它所包含的
内容那样丰巨，远不是我们当代所能研究猜透的，还需留待后人。

    黄先生说，古遗址研究价值大、品位高，观赏性却不强。现时人们整体文化修
养、欣赏水平尚低，时兴的文化娱乐还显肤浅，青年人上歌舞厅，玩卡拉OK，狂吼
乱跳花多少钱都肯，但对古遗址却毫无兴趣，这表现出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在程度
上的差别。在国外，人们观赏大遗址被当作高雅的文化内容，大人去还要带上孩子，
让孩子给爸妈讲解，培养他们对文明艺术的感受能力和兴趣。当然，随着我们的经
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深入，喜爱古文化的人会越来越多。

    说起文物利用，黄先生的观点鲜明。他说：“文物本身可产生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教育。国外把文博事业当作教育和道德的滋养品，像办国立学校
一样重视。美、日、意、埃等都是国家出钱，把它作为宣传教育阵地来扶助，我们
也应该把它当作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高雅文化事业，不能光把它视
为赚钱的行当。对文博单位不应搞什么创收硬指标、一味追求利润，和工厂看成一
样。所有急功近利的破坏性开发，包括在文物保护区内建造假景点等都是不对的。
开发利用要经过深入研究论证才能搞，不能趁热一哄而起，实践早已证明这种作法
是失败的。文物的开发投资过大，现时不可能有短期效益，眼前热闹一阵后是冷清，
得不偿失。陕西这么多帝王陵，今天开一个热闹一阵、明天开一个热闹一阵，开挖
后的保护能跟得上吗？我反对发掘乾陵，因为目前保护不了。乾陵的壁画、丝织品、
漆器等怎么保护？陕西开出来多少壁画，有多少保护得好、多少保护得不好，科学
研究分析出原因了吗？法门寺地宫开了多少年了，丝织品至今还在某处的冰箱里搁
着，研究出保护办法了吗？为何中央不让开乾陵，就是这个原因，保护过不了关不
行。我曾见过一件刚出土的兵马俑，颜色鲜艳得如女同志的彩裙，但如今谁曾见带
色彩的兵马俑？它的颜色褪落眼下还难以解决。所以这种事不能急，要慢慢来，不
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挖帝王陵不要弄成一股风，应该泼点冷水。中央领导的意
思也是有保护能力才动，尽量少挖，保护不好等于破坏。再经几十年科技发达了开
挖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冒眼前的风险呢？”

    黄先生一席话，无疑是四十多年来的一套老生常谈，又给发掘乾陵泼了一瓢凉
水。其实就是再过上千年万年，黄先生这席话仍有可取之处。这种不思进取，不疼
不痒的话，五十多年前如果说给延安，让延安慢慢来，我想他早倒霉了。李瑞环曾
经针对这种语调说过几句话：今天能办的事情今天不办，推给后人就是一种罪过！
当然，今天不能办的事情今天硬要办，也是一种罪过。

    话说得很圆，很周到，我不愿意断章取义，但意思很明白。

    陕西的同志给文化部长汇报之后，文化部长立即行动，他让国家文物局调集全
国三十几位学有专长的专家们立即前往乾陵，进行勘察，论证陕西省提出的“抢救
性保护性发掘乾陵方案”的可行性。

    四十多年来，这样的论证已进行过许多次，但都没有这次规模大。三十几位各
行各业的专家，从四面八方云集乾陵，对乾陵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全面考察。

    陕西省提出的“抢救性保护性发掘乾陵方案”自然有其非常合理的论点：乾陵
漏水！乾陵文物泡在水中！早一天发掘，早一天少受损失！

    乾陵里面是否有水？

    文革期间，有关单位在乾陵东乳峰下面开挖了一条八十米深的山洞，洞中装了
地震仪。洞门用六条封条封死。各路专家到达之后，第一项就是开启封条，打开洞
门，结果是所有的专家都在乾陵石洞里可能有积水的危情报告上签了字。乾陵东乳
峰和乾陵同处一地，地质结构相同，物候条件相同，洞中地面上有12～14公分的积
水！这一现象，有力证明了陕西提出发掘乾陵，及时对文物进行抢救和保护的正确
性。

    考察工作结束后，陕西给中央打报告，希望在世纪末成立“唐乾陵发掘委员会”。
正式启动发掘乾陵的前期工作。“唐乾陵发掘委员会”的班底自然应该由1983年就
成立的全国第一所唐帝王陵研究室扩编而成。消息传出，考古界大哗。北京迅速传
来一个强硬的声音：乾陵不属于陕西！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声音，它会使一切努力都陷入这种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中。
而且这种复杂的人事纠纷，已多次被证明是阻碍发展最有力的武器。那些反对发掘
乾陵的专家们，他们可以闭口不谈人事纠纷，而大谈技术不过关等等，目的只有一
个：看好吧，陕西想挖乾陵，没门！《南方周末》记者朱强闻讯后迅速采访了陕西
省省长程安东。他在文章中劝陕西，可否放上一马，因为最终受益的还是陕西。以
石兴邦先生为首的考古专家们，怎能让那些没有对乾陵进行过专题学术研究的人，
来主持乾陵的发掘工作？石兴帮是谁？请看1995年4 月8 日《文汇报》上的一篇文
章：

    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认为

    唐乾陵发掘万事俱备

    「本报西安专讯」国内外瞩目的唐乾陵发掘各项条件已经具备。西安考古研究
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认为：现在发掘时机已成熟。

    陕西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人代会期间就发掘乾陵发出呼吁后，石兴邦在西安
接待记者时说：发掘唐乾陵的话题，由来已久了，早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
陕西考古界就做过大量准备，并提出了发掘建议。由于当时文物保护条件有限，加
上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决定暂停五年再议，因此事情就放了下来。后来又有
人重新提起，包括当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曾有过发掘乾陵的设想。从五十年代至
今，我们先后写过多次报告，这次重提发掘，我觉得时机基本成熟了。

    他详细介绍说，这十几年我们在发掘乾陵方面又作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修建
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又成立了全国第一所唐帝王陵研究室，为唐
帝王陵的调查、发掘、利用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另外又和德国著名博物馆合作，建
立了中德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成绩十分突出。

    为收集和吸取帝王陵发掘经验，1992年对陕西省内帝王陵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搜
集整理，以后还组织专业考察团到埃及和印度进行调查研究，主要以埃及帝王宫为
主。因为埃及的帝王宫和乾陵很相似。考古界认为，唐乾陵开掘以后，将和埃及帝
王宫有同样的作用，也就是说，乾陵不亚于埃及帝王宫。

    唐乾陵发掘价值何在？石兴邦说，乾陵保存完好，历史文献资料和勘探证明，
乾陵从未被盗。勘测资料研究证明，乾陵里面的贡品和珍奇异宝很多。唐高宗、武
则天治世时还属唐初盛世，有国外进贡的诸多文物。因此，乾陵发掘以后，将对当
时唐代的中西文化交往、民族关系、工艺品制作技术和科学交流方面的研究提供许
多实物资料，对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一个重要的说明。此外，唐代许多皇
帝喜好书法诗文，乾陵地宫内很可能藏有名家书画作品和书籍文献资料。可以说，
乾陵地宫将是一个庞大的文物宝库。

    对发掘出的唐乾陵珍贵文物，我们有无能力保护？石兴邦肯定地说，经过多年
准备，我们已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在发掘时，会创造一个小环境，科学地控制温
度、湿度和气压，防止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他说，专家们已经做了一些实验，
保护效果不错。在发掘法门寺地宫时，当时的纸质文物、某些丝绸文物已完全损坏，
大部分文物处于半腐朽状态，这说明在陵墓里放的时间越长，文物损坏的越多。乾
陵如能早日发掘，也许能保护许多珍贵文物。除纸、丝织品外，金银、青铜等文物，
我们都有能力将其保护起来。

    1998年12月28日，陕西省旅游集团成立后，乾陵开始受旅游局和文物局的双重
领导。

    乾陵博物馆另一位副馆长樊英峰先生说：“省里提出建立周秦汉唐四大文化景
区，其中唐文化景区的重心就在乾陵。乾陵不挖，仅依靠现在的地面文物，实现这
个目标难度较大。”

    陕西的《汇报提纲》中，在谈到了发掘乾陵的意义时有这样一段话：“它的发
掘和开发，必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这是进一步发展我省乃至全国旅游业的最
好契机，可以有力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带动陕西以及整个西北地区的经济、
文化和社会更快地发展。”

    身处要职的专家们，听听这种言真意切的呼声吧！乾陵肯定要发掘，只是时间
迟早的事。请一切有良知的科学家们到中国西部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也许思
想就会有些转变了，也许就能听到中国西北的这种呼喊了。

    “有些专家觉得东西放在地下是最保险的，这与过去对文物以保藏为主的价值
观有很大关系，但与现在改革开放中比较现实的旅游观发生了严重冲突。”石兴邦
说，“这些人不了解中国大西北！”

    但此说仍遭到谢辰生的强烈反对：“如果为了旅游开发，与当前文物方针有抵
触。建立四大文化景区，不就是搞旅游吗？文物与旅游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文物
是社会公益事业，旅游是产业，把公益事业产业化是错误的。”

    谢辰生认为，文物部门应该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
持旅游业的发展；旅游部门也应在保证文物安全前提下，研究旅游开发，旅游必须
服从文物保护的原则和需要。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写着“子子孙孙永保用也”，谢
先生说，“不能拿乾陵的东西当试验品”，文物的“用”是永久的“用”，不是一
锤子买卖，不能急功近利、涸泽而渔。

    陕西省一位曾参与多项帝王陵墓发掘工作、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专家表达了与
谢辰生同样的忧虑：“关于开发乾陵的意见，很多专家都能说很多。从内心讲，我
也希望看到开发的结果。但从正常的考古发掘上讲，该按程序办，不应炒作得那么
厉害。不能提‘陕西经济靠旅游，旅游发展靠文物’的观点，秦俑开发确实给陕西
每年带来接近亿元的旅游收入，但仅靠文物业发展旅游显然是不恰当的。”

    关于发掘乾陵的争议延续了四十多年，时至今日，有些问题依然无法回避，这
场争议还要持续多长时间，谁也弄不清楚。

    《南方周末》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朱强先生这篇文章一出笼，全国一片
哗然。陆伟强和刘军峰先生步其后尘，也先后在该报上撰文：

    陕西绝没有到非挖祖宗坟墓的地步

    对于乾陵的开掘与否，各路呼声都很大。但是反对开挖的呼声最强烈，许多文
物专家认为，以现有的技术，开掘乾陵实际上是对文物的一种破坏；更有人认为，
陕西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际提出开掘乾陵是一种不思进取的表现，沦落到
靠挖祖坟来振兴当地经济的地步。

    事实真如一些媒体和社会舆论所说的那样吗？对此，陕西省文物局张振华副局
长用了“有此一议，绝非如此”八个字概括地向记者解释。

    张振华告诉记者，实际上发掘乾陵的拟议可谓由来已久。早在五十年代末西
（安）兰（州）公路复修时，因为当地农民放炮采石而使乾陵墓道意外地暴露在光
天化日之下。那时陕西省和文化部就向中央提出了发掘乾陵的计划。周恩来总理对
此作出批示：“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给后人来完成。”陕西省遂回填
墓道地表，停止了对乾陵的发掘。六十年代初，郭沫若上书中央提议发掘未果，一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陕西省几次提出请求，均未获得同意。

    张振华说，今年，陕西省之所以又提议发掘乾陵，主要是基于梁山山体是由石
灰岩构成，渗水现象严重，且地处地震多发带，对乾陵中的文物保存有影响的考虑。
陕西省和国内文物界的一些专家认为，与其让乾陵内的文物在地下受损，不如主动
发掘乾陵，用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保护乾陵的文物。并不是如一些媒体所说的，是
出于“迎接西部大开发，振兴陕西经济”而为，与此毫无关系。但是，乾陵的文物
是否在地下已受到自然力的巨大侵蚀和破坏，现在还没有确凿的科学探测凭据。张
振华承认，在不知道乾陵内的文物已遭受严重破坏的科学凭据的情况下，按照我国
现行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保护政策，陕西省的此次提议很难获得批准。

    张振华告诉记者，陕西省旅游部门确实在乾陵规划了唐代文化的主题旅游园区，
但仅是在不破坏文物前提下，规划了一批唐诗摩崖石刻景观，并无发掘乾陵的规划。
是否发掘和何时发掘乾陵，不是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可以决定的。陕西也没有到只
有发掘老祖宗坟墓才能致富的地步。据陕西省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小可介绍，陕
西省包括旅游产业在内的经济发展，在现在资源情况下还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开掘。
他介绍，陕西省在1998年底作出改革旅游、文物管理体制的决定后，将已经成为旅
游景点的文物事业单位，如秦兵马俑、秦陵、乾陵、法门寺、华清池的市场经营职
能，划归新组建的旅游经营实体，由陕西省旅游集团公司管理。改革一年多来，新
的管理体制运转良好，这些文物景点参观人数和收入比改革前均有较大增长。同时，
省文物部门通过体制改革，文物保护经费也有可观的增加，秦陵、汉阳陵、乾陵等
处考古发掘和维修都取得了重大发展。而去年全省旅游总收入也比上年增长近两成，
做到了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因此，目前一些媒体上的种种说法和实际情况不完全
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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