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回忆“五四”（4）

    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更加横暴、凶恶，剥削压迫愈加残酷，湖南人民的反抗就
更加激烈。十多万北兵在湖南各县“清乡”，杀人、放火，掳丁、派夫、强奸妇女、
抢劫牲畜、财物……使得人民叫苦连天，全省各阶层的人都痛恨“张毒”。

    湖南的某些士绅阶级，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进行过反对张敬尧
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本省人民群众运动作基础，所以只起了点宣传的作用。

    那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在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
等报刊的启发和号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青年学生群众和文化教育
界，都动员起来了，反张运动就渐渐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
毛泽东领导之下作秘密的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

    11月里，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作各种活动。12月初，又在长沙教
育会坪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这次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张
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
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
…

    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种很大的侮辱。人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
程度了!

    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
时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张敬尧占去了，
吴佩孚只被派驻衡阳，心里很不高兴。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
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
就是学生和教育界的有组织的行动。

    焚毁日货时，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这是一根导火线。毛泽东同志领导新民
学会的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的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
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他们的日夜紧张活动，结果，全省各学校的学
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湖南学联用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三千名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
：“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这一行动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
表团”，分途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代
表团去北京，沿途作反张宣传；到北京时又向政府请愿，事实上是公开控诉皖系军
阀的罪恶。由彭璜等组成的代表团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平民通讯社”发行
“天问”的刊物，揭发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的文章( 毛泽东在“天问”上也写
过些文章) 。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了衡阳后，一面团结湖南学生，
作爱国反日运动，一面利用张、吴的矛盾，使吴在军事上对张压迫。1920年初，直、
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5 月下旬吴佩孚带领他的部下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
武汉。吴佩孚后退，原在湖南的谭延、赵恒惕就前进，是这样向张敬尧节节进逼。
张敬尧的部队人虽多，但很腐败，没有战斗力，不战而溃。张敬尧知道自己站不住
脚了，于6 月11日从长沙仓猝逃走。不久以后，他的部队完全从湖南境内退出了。

    这是湖南人民一个大胜利。反军阀和民主运动的胜利。它壮大了湖南人民的力
量，同时给全国人民极大的兴奋。

    毛泽东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许久以来
大家所宣传、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
；就是爱国运动和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
一个必要的行动。

    苏联政府于1919年7 月25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那里面声明，苏联政府“…
…宣言废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联盟国所订之秘密条约……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
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人民……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
切矿产、森林、金产及其他各种产业，由俄皇政府……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
归还中国，毫不索偿……放弃庚子赔款之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及在中
国境内之俄国贸易区”。

    “如中国人民愿取得自由，一若俄国人民之有今日，并愿免蹈使中国成为第二
朝鲜或印度之……命运，则愿其了解，足以作为其在为国家自由而奋斗中之联盟与
兄弟者，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而莫属”。

    这个宣言最初被反动派严格地封锁，但终于到达了中国人民的耳目，大受国人
的欢迎。人们对十月革命，对新的俄国，同时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正确地也形象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对中
国人民最伟大的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世纪40年代就已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经过70多年之久，来到了中国。这是
中国人民的福音。



    当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时候，热心地寻找和贪读了一切那时能找到的关于
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他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
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当时由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阶级斗争”，以及一本“社会
主义史”几种书。这些读物的数量虽然很少，却给一贯好学、善于精读、勇于追求
和承认真理的毛泽东以很大很深的影响。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
思主义，现在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
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

    照“留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毛泽东这时非常热衷于留俄，写信给新民学会留
在长沙的朋友们，计划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当时仍坚持暂不出国，
愿意在国内自己研究各种学问，特别是对中国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并以
长沙为基地。

    1920年4 月，毛泽东同志由北京来到上海。除作驱张的工作及普遍的反军阀运
动外，他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们密切地联系。这个学会于1920
年5 月成立，在上海设总会，在北京、湖南、广东……等地设分会。“新青年”杂
志改为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

    在上海，毛泽东同志又特别研究了改造湖南和在湖南开展民主革命运动、马克
思主义的宣传以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问题。

    1920年的夏天，这时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了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
东回到了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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