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回忆整顿运动（2）

    1942年6 月2 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
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 月26日成立的中央( 高级) 学
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 高级) 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
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
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
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
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
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
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
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
做。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
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 毛泽东的秘书) 、黄华( 朱德的
秘书) 、师哲( 任弼时的秘书) 、王鹤寿( 陈云的秘书) 、廖鲁言( 王明的秘书) 、
陶铸( 王稼祥的秘书) 、匡亚明( 康生的秘书) 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
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
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
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
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
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
10月17日至1943年1 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3年3 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
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
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
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
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
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
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
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

    3 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
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

    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
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 张闻天) 。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
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
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
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 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
呢? 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
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
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
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
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
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
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 柯柏年坚
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
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
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
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
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
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
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
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
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
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
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
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作了坦白交待。



    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
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
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
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
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
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
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
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
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
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了边区各个部门、各
种工作岗位。可见他们的活动是深而广的。面既如此之广，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
些。康生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确实把矛头对准了青年，几乎把外地来的青年都
打成了“特务”或给加上“特嫌”标签。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康生的所谓“特务如麻”
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1942年12月，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以后，延安少数单位开始审查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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