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回忆整顿运动（4）
抢救运动发生一些偏差也与当时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和敌人的破坏有关。
1943年底，从西安来的情报获悉，地方特务向西安报告，在关中发展特务顺利，
人数颇多，甚至地委书记都上了他们的特务名单，军区司令员的老婆、妻弟等都上
了特务名单等等。我到关中马栏调查案情时，中央转来的材料上仍有早已调走的地
委书记向特务提供了情报等内容，这更加引起我的怀疑。经过一两个月的调查，得
知西安情报的来源是出自住在边区境外的织田镇一个特务据点，即国民党特务专员
杨宏超之手。所以，要弄清问题，必须设法抓获杨宏超。
我们决心拔掉这个钉子，组织了一个班，由王天民队长率领，乘夜色，通过封
锁线，奔袭织田镇，把杨宏超抓回边区来。借我情报员的帮助，带路，顺利地通过
了国民党封锁线的炮楼。
半夜12点时，杨宏超才回家。我们的内应将事先准备好了的肉扔给杨家的狗，
使其不吠，然后把门打开。战士们一闪而进，将杨和他的老婆的嘴都堵上。要他老
婆将孩子看好，抓获了杨宏超。织田镇离边区只有十几里路，我在县署等候消息。
仅两个多小时小分队就回来了。战士们给杨宏超戴上手铐后押到马栏镇。
我先回到马栏，同地委书记张德生商量好审讯计划。
杨宏超30多岁，身材魁梧。战士将他带到房子里，我叫警卫员把手铐、脚镣向
他面前一丢，并厉声地说：“你怎么办，是讲真话，还是顽抗!?”
他摸不着底细，很快就交代了。他的老家在边区，因而对边区情况很熟悉，为
了领赏弄钱，就造假情报，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什么样的干部。被收买的干部级别
越高，国民党的奖励就越多。他在织田镇胡编乱造，西安的特务机关都信以为真，
而且十分重视。
抓住了杨宏超的第二天，西安就知道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专门派了一
个师长到织田镇调查此事。西安向重庆呈报，特务专员杨宏超被共产党逮捕，言之
令人痛心! 这个电报也被我们的情报人员送到延安，康生特地给我看过，但他却无
任何表情。
杨宏超被抓后，关中地区许多问题迎刃而解。1944年一二月间，我回到延安，
任弼时、西北局、中组部对我的工作都表示满意。
“抢救运动”的错误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康生对于特务问题主观主义的估计和
当时的一些重大斗争，也为党中央、毛主席所认可。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的还是党中央、毛主席。
早在1943年7 月1 日，毛主席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
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
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
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康生
不执行正确路线，仍然搞他的一套逼、供、信。
1944年4 月，毛主席找李克农、周兴和我谈话。
毛主席看见我们就说：“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
这样的供词? ”
我们说：“还有三四十份。”
毛主席又问：“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我们说：“基本上没有错，个别的话，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在从城里保安处去枣园的路上，我和周兴还商量汇报什么内容，后悔没有带上
材料。见面后没想到毛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毛主席看出我们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从江西苏区肃反讲起，开导我们。他说：
“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摸不着头脑。而李克农、周兴都是过来人，他们不作声，一
边听，一边点头。
毛主席见我不明其意，举了一个例子，说：“反AB团时，每个犯人也都有口供。
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
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团是怎么来的。”
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搞这一套的? ”
我回答说：“没有。我不会审案子，总是审不出问题来。”
“审问犯人的是谁? ”毛主席问。
“负责人是审讯科长。他有办法，一审准能审出来。”我答道。
毛主席再次问道：“有没有这样审问犯人的? ”
周兴说：“审讯科长是从江西来的。他在江西就搞过这一套。这些口供都是他
送来的，但不知道是如何审出来的。”
毛主席说：“你们送来的六份口供，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
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
这句话给我的打击很大，无异是泼了盆冷水。
毛主席顿了顿又说：“为什么不想看? 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
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的? ”
李克农、周兴不吭声。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苏联时见到的都是犯人为自
己辩解，从没有主动讲自己是特务、叛徒的，因而说：“他自己讲自己是特务，怎
么会自己污蔑自己呢?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毛主席仍说：“总而言之，我看不下去，像写文章、小说，不像是口供。你看
完，觉得怎样? ”他这是冲着我说的，我没有作声。他见我的思想仍转不过来，又
问：“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 ”
我回答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
话? 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 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 我写了
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
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 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
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
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
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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