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4）
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
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1943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
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
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4 月底，政治局批准
成立反内奸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
报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
验”。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 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
字叫孙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他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
人是埋藏在上层的人。
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
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
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
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
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
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
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 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
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 ”“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
凭什么敢这样招摇? ”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
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 点钟一直开到7 点
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
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
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 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
说：斗柯庆施嘛! 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 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
我们3 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
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
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抢救运动”是1943年7 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上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
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
活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
之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
案”；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
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有片面性。5 月底
研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
王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
两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
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
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
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 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
反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
会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
作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
性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
人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
“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 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
取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
度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能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
党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
时，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
将王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
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 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
反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
十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
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
件事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