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疮

　　1957年夏天，我已经差点半岁了，虽说受到家庭的娇生惯养，但还是瘦得皮包
骨头。

　　最大的变化是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学到了一点文化；婆媳关系好多
了，祖母和母亲没有了口嘴。

　　在母亲和祖母都很忙的时候，都是姐姐照管我，常背我到其他村子去玩。姐姐
也很饥瘦，常常为了讨我不哭累得满头大汗。一天，我们俩一并摔到了田里，结果
我倒没啥，姐姐挨祖母一顿打。没过几天，我身上出现了一些红点点，祖母和母亲
都去找草药来煎洗，可越洗越凶，母亲决定送我去看医生。可她把我刚抱出门，社
长周仲财来了，头一句话就很难听：“喂，你又想偷懒啊？上面决定这几天搞集体
生产，你是干部家属，应该带头积极参加。”

　　母亲忙掀开我的衣服解释说：“你看看，这娃儿有肿毒，我得去找太医治治。”

　　周仲财看了看，不以为然：“噢，长了点痱子，怕什么？现在是‘大呜大放’，
你看到的，那些自私的人多痛苦？”

　　没法子，母亲只好把我交给祖母，跟在周仲财后面走了。六姨进了新学堂，现
在家里只剩下一老一小，祖母是尖脚，走不得远路；姐姐年幼，无能为力。现在我
就医的问题只有靠爷爷和爸爸了。爸爸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自从他当了干部，只有
吃饭在家，夜深了才有可能回来。爷爷呢，这几天被农业社的活儿累得喘不气来，
经常回家吃午饭的功夫都没有。祖母把我放在一个用烂箩筐改做的摇篮里，叫姐姐
给我搔痒，独自上山采野药去了。傍晚，母亲收工回来不见祖母，原来祖母摔伤在
山沟里起不来了。母亲把她背回家，给她敷了药，安慰了一阵子便来照料我。夜深
了，父亲才回来，母亲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父亲看了看我的病情，不以为然，
和周仲财的口气差不多：“一点小毛病，洗澡时多用点皂角就行了。再说，这阵子
工事多，我的确抽不出时间来。一个共产党人，不能为了一点私事眈搁了革命工作。”

　　母亲理解父亲的大道理，没说什么便哄着我入睡。我痒得难受不能入眠，一晚
哭到亮，搅得全家人都没睡好觉。大清早，母亲找父亲商量，背窝里早已没人了。
这时，祖父进屋来，说是等晚上收了工把我背到秦太医那里去治。我带病耐心地等
着，痒得啼哭的时候，姐姐和祖母又用冷水给我冲澡。等到天黑，母亲收工了，怎
么也没有等到祖父回来。母亲顾不上吃饭背起我出了门，准备去找秦太医。听说秦
太医住在金鱼塘，有近二十里山路，人生地不熟，求医比登天还难，可母亲没有被
吓倒，顶头稀疏的星斗朝前走着。运气不好，没走多远就摔在山茅厕里，两娘母没
有求成医，倒粘了一身大粪，臭熏熏地回到了家，待母子洗漱干净，已是月落鸡呜。
也怪，我掉了粪坑后身上的痒疙瘩居然消失了。

　　没过几天，我的脖子上又生了个疮，而且蔓延势头飞快。这次母亲拿不定主意
了，到处去找父亲想办法。母亲好不容易在队上的大田里找到了父亲。原来父亲正
在田里插秧，田坎子上有几个上面来的干部在指挥。插秧的技术和规模是空前的，
俗称插“井”字秧，大行五线横纵成线，不能有丝毫弯度；每行四寸见方插四株禾
苗，不能缺角……技术要求之高，难怪社员们返了无数次工也没有合要求。母亲好
不容易和父亲碰上了头，还没有商量好给我治病的事，就被一个干部指责了：“高
银章，干部要带头啊，是不是和老婆商量私事？”父亲的口才向来不好，搪塞更没
有窍门了：“没……没有……私事……我是说这秧子栽密了要减产！”另一个干部
吼起来：“一个共产党员，不相信科学，思想一点不先进，还说落后话，警防划为
右派！”父亲没有再和母亲商量便向田中间走。

　　祖父和父亲都抽不出时间送我就医，就只有母亲陪我去了。当时我不懂事，只
晓得哭，母亲含着一把辛酸泪背起我走了。我们两娘母刚上山路，就被周队长看见
了。他说：“上面决定集中全部劳力投入集体生产，你还去走亲访友，想当资产阶
级啊？”母亲很坦然：“不是……娃儿生疮，我背他去看太医。见娃儿这个样子，
我都五心（星）不做主的，那还有心串亲戚哟。”周仲财挺敏感：“什么，你再说
一遍……五星指什么？五星代表共党、毛主席，你敢说它不做主，纯粹的右派、资
产阶级！”母亲直道歉：“我说错了，算我没说。”周仲财也没有再挖根，只是说
：“你马上去搞生产，表现积极些，我可以给你隐瞒，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说完，一本正经地走了。母亲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把我背回家交给祖母，匆匆
去了劳动工地。

　　隔了一天，我的病情不断恶化，脖子肿得和下颌一样平，声音嘶哑，时而休克，
眼看有生命危险。这时，祖父义无反顾，搜空了家里所有的零钱，背起我直奔秦太
医家。祖父年轻时，秦太医救过他，所以他们之间有老交情。很小的一个疹所里，
挤满了看病的人。秦太医见我病重，率先跟我诊治。他先把脓疮剖开，挤出了一大
碗脓液，然后又拿出祖传的用麝香配制的药粉敷上，最后拿了一些吃药，还告诉了
可行的扶理方法。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理疗，我的疮毒基本上好了。这时的我瘦如柴禾，脸上没
有一丝血色。最触目惊心的是我脖子上的肉皮，消肿后出现了深深的褶皱，用手指
轻轻一拈，能扯起好几寸长，活象弹枪皮子一样，就连姐姐有时候也怕抱我了。全
家人见我这个样子都很伤心，受经济的限制拿不出滋补品来，所以只好干着急。

　　父亲思维一闲，就想重操旧业：打鱼、抠黄鳝炖稀饭给我补身体。可现在的田
大部分都分给下了户，不敢乱动人家的，再说众人也没有养鱼的兴趣，集体就更不
消说了。想来想去，父亲想到了土改时分得的那只猎枪，这还现实，去林子里打几
只画眉之类的给我补补身子是可行的。于是，父亲偷偷配制的火药，利用来之不易
的空时间打起鸟来。也只有响了那么三、四枪，一只鸟也没有捕着，却惹了个大祸
：上面的领导把我父亲划为了右派！“罪状”有三：一是本人不信科学，和政策抵
触；二是纵容家属说反党话；三是打鸟取乐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父亲觉得没有一
条罪状能成立，只抓住一点顶撞了领导：“我说了集体田里的稻子要减产，你们秋
后算帐就知道了。”领导并不服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搞亩产双万
斤，不信你去看看吧。”领导把父亲带到了集体的稻田边，见稻田果真变了样：水
稻茂盛得来扔下大块石块也掉不下去。父亲没敢辩解只好溜掉，后来才听说他们搞
了移植：把别的田里水稻扯来放在了示范田的稻子行间。

　　秋收时，我的身体全好了。我感谢姐姐精心照料我；感谢长辈们痛爱我；特别
感谢祖母每天在火笼子里用木炭炖饭给我吃……

　　长辈们心痛集体的粮食减了产，我最内疚的是这回生疮跟父亲背上了难以洗脱
的罪名。

　　疮啊，你生得的确不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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