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1）

    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点的上海，既是中国受西方影响最大、现代化起步最早、
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缺乏统一主权、畸形发展的城市。这样的城市
特质使得上海中产阶层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产阶层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个
案，具有了相当独特的意义，进而成为全球中产阶层研究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
这种特殊性与复杂性，无法套用经典的西方中产阶层理论来简单地加以解释，而必
须作单独的个案处理。然而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对这一个案独特性的认识也正是对
全球中产阶层多样性的理解，它是我们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中产阶层理论研究的现实
基础和内在动因。

    有关上海现代化发展动力与机制的研究揭示出上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的不成熟特征。这种不成熟性与上海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定位直接相关。一方面，
至20～30年代，受内外动力驱动的现代文明在上海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方向是将
传统整合于现代化进程中，开始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但另一方面，现代化
后来者需要的基本前提——统一独立的主权在上海的缺失，又从根本上制约着它的
现代化进程及方式。这就是表现在政治结构上四国三方的多元势差格局、经济结构
上的不平衡性特征以及社会整合进程中的分裂与失序，忻平，同前引书，第33～35
页。它所构成的上海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深刻矛盾，成为我们考察上海中产阶层个案
的认识起点。

    首先，在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阶段上，上海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
西方中产阶层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以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层的论断来考察，可以
发现，所谓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中产阶层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经理、教师、推销员等新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发展阶段上的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论述，
即老中产阶层衰落和新中产阶层兴起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并不具有
普遍性的意义。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近代工业发轫，于此前后凭借新式职业谋生人
群也已出现。及至20世纪20～30年代职业阶层和知识阶层人数进一步增加，而1912
～1927年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梯型趋势，唐振常，同前引书，第528 页。
其中中小企业占据绝对多数。及至抗战及抗战结束时期，小企业依然大量地广泛分
布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遍布于全市各区之中。张仲礼，同前引书，第379 ～380 
页。由此可见，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发展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发生、发展的一种独特
现象。这一特点源自上海现代化的后发生型模式，外资企业、洋行的先期进入与民
族工业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初始阶段构成了上海中产阶层产生、发展的结构性条件，
尽管无论是新老中产阶层此时都还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上。连连，同前引书，第
32页。

    如果我们认为上海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和发展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个案的话，
那么新老中产阶层同时发展却在今天的中国又一次再现，虽然其产生、发展的时空
背景已迥然不同。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产阶层身上。参见学者
们对东亚中产阶层的研究成果：Denise，PotrzebaLeet,Inpursuitofstatus:themakingofSouthKorea
s “new ”urbanmiddleclass，publishedby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anddistributedb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1998
；HsinHuangMichaelHsiao,DiscoveryofthemiddleclassesinEastAsia ，publishedbytheInstituteofEthnology,AcademiaSinicaNankang,Taipei,Taiwai,1993
此种现象在不同时空中的显现使我们看到了它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转
型期的一种特殊模式，又并非仅仅具有个案的意义。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其次，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既有别于米尔斯眼里缺乏起码的
经济政治意识，政治上消极后卫，作为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别动队
的美国中产阶层，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1 ～395 页。也不同于集激进与保守于
一身，追求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韩国中产阶层，HagenKoo, “TheSocialandPoliticalCharacteroftheKoreanMiddleClass”
,inHsin HuangMichaelHsiao,opcit ,1993,pp55～72而是呈现出因外在
个人境遇变化和生活压力所致的从保守到激进的政治选择——由孤立分散、明哲保
身到集群组合、保障生存权利再到追求社会进步的变化特点。集现代性与保守性于
一身的上海中产阶层，随着自身社会地位出现严重危机，转向了与下层民众接近的
激进立场，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解体。这种因生存危机所促成的政治转变，显
然是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动荡的产物。虽然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追求缺乏类似
韩国中产阶层那样清晰的理念，然而中产阶层的政治转向和激进程度，却动摇了社
会结构的稳定基石，导致系统危机的全面爆发和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最终丧失。就此
而言，上海中产阶层在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所显示出的政治潜能、变化能力和斗争
决心，无疑超出了西方中产阶层理论所预设的模式。其斗争方式所表达出的政治态
度和力量，赋予它更为鲜明的激进者形象，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产阶层政治态度
多样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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