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2）

    关于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
势，可作图5-3 如下：

    图5-3 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

    这里，一个极具知性意义的结论是：在灾难来临之际，“流言止于知（智）者”
（《荀子·大略》）的古老法则并不能在此中得到体现，相反，在灾难初起时期，
由于对短缺信息的高度敏感，愈是有文化的人群，愈是流言的中介。

    对于中产阶层研究来说，更具有论证意义的是，“五大城市非典调查”还表明
：收入程度的不同也与获取SARS消息能力的不同之间具有线性关联。在通过非官方
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4000～8000元以及8000元以上收入程度的居民预
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高，分别达590 % 和563 % ，其次是2000～4000元收入程
度的居民（471%），其次是1000～2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39%），其次是600
～1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321%），而300 ～600 元以及300 元以下收入程度的
贫困居民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分别为237%和304%。在全部数据系列中，
可以明显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种收入程度人群中，也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
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进趋势。 

    关于收入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
势，

    数据表明，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并且，进一步讲，这些明
显的敏感人群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相反，他们属于文化
程度较高、收入较为丰厚的中产阶层。

    流言敏感的原因及治理策略

    从我们在上文中对于社会流言的本质的讨论可以见出，中产阶层对于流言的高
度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单单理解为其信息视点的敏锐或是生活态度的脆弱，
而更应理解为其在社会风险中的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关这种信息获知能力的优
势的来源，可能来自于以下方面：

    ①由于利益关联所促发的信息敏感；

    ②对于信息的较高的解读水平；

    ③对媒介的高接触率；

    ④活动范围的广泛；

    ⑤闲暇时间的富足；

    ⑥社会交往群体属性的多元性。

    我们倾向于认为，流言的正面作用是使得早期的受众可以对潜在的社会风险获
得预警并萌发对信息知晓权的奋争，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具有
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利于人们更有竞争力地生存。而对于与信息敏感人群相对
的不够敏感的人群而言，则在无形中促使其在信息生活层面更加弱势化。这无论是
对于教育传播工程而言，还是对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建构而言，都额外地提出了一个
沉重的工作课题。

    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意味着传播控制者在流言管理的问题
上，有可能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①对于流言的早期传播，可以通过主要对敏感人群作正向传播来更好地预防流
言传播范围扩大和烈度增强；

    ②在流言传播的中期，通过类似的工作，可以更好地产生澄清事实的效用；

    ③由于这一人群属于文化程度、社会地位较高的中产阶层，因此，对于他们的
说服必须采用较为合理的传播对策。举例而言，以“两面说”的方法施于其身远比
“一面说”更为有效。就此而言，我们感到，那种试图以简单化的“正面宣传”理
念来统摄传播管理的做法——这一做法曾经多次被证明是虚妄的和落后的——在这
里，在有关流言控制的实证研究中，其非科学亦非明智的属性，再次得到了检验。

    流言的信道依赖及其他

    研究SARS流言的传播，一个重要的旨趣在于揭示其对媒介的使用。然而，从传
播路径来看，调查揭示了中国民众在灾害事件中对于流言的接受主要以“道听途说”
（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
播为主。

    从最初的地下SARS消息的传播路径看，五城市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但也表现
出明显的差异。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五城市“道听途说”
所占比例最高，且都超过了50% ，而这其中以北京所占比例最高（642%），其他
四市比较接近。我们认为，北京所占比例最高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受到信息封锁危
害最为严重的城市。

    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信息的不及时披露使人际传播这一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这次SARS流言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道听途说”较之其他媒介通
道更为缺少传播的信度，我们认为，不管是从五城市的总数比例、还是从北京一地
的情况来看，“道听途说”的人群比例如此之大，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流言在
信息封锁之中更可能演变为谣言和谎言。



    调查还显示，通过网络传播获得流言信息者所占的比例以上海为最高（260%）、
广州为最低（4 1%）。其中，以上海为最高的原因，可以从上海地区网络信息传
播程度较高及上海地区较晚受到SARS事件波及这两方面得到解释；而以广州为最低，
可以从该地区信息传播选项中“其他”选项达107 ％（远高于排名第二的6 1 
％）得到解释：广州地区SARS流言的传播处在流言传播急遽膨胀的早期，受众慌不
择路的选择多元化的信息通道更符合当时的事理。另外两个明显的原因是：①处在
SARS疫情深重的地区，广州人在事件初期亲身感受SARS的机会不亚于从传媒感知的
机会；②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以广州为最高（9 1%），且明显高出其他四市
许多。

    上述结果与五市SARS疫情出现的早晚、疫情持续时间与距离信息公开的时间长
短以及各城市间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有关。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代表着
媒体发展方向的互联网和作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在流言的传播中的作用已经
占据主要位置。从理论上来解释，这种占据当是基于它们对现有信息权力疆界的打
破，如波斯特所说：“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得边
界变得无效。”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0页。这对于自感处于信息弱势的民众具有强大
的吸引力。 

    对于较其他人群更容易打破信息壁垒的中产阶层人群来说，流言的敏感是具备
先天的条件的；在这里，在中产阶层的流言传播对新媒体的利用上，反映的是媒体
技术对中产阶层心理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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