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一一
法庭质证。
《中国青年报》和作者的律师也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
1958年3月22日《陕西日报》 一版,肩标题:“王保京浑身是劲”。主标题:
“今年要亩产粮食五千五百斤”。内文说:王保京“他又提出了更雄伟的目标。他
说,他们社里的全体社员,决定今年要一亩地打五千多斤粮食。他们的办法是先种
大麦,然后套种农林四号红苕和玉米,收了玉米又移苗栽谷子。把过去的一年一熟
或二熟改一年四熟。他计算,大麦收一千斤,红苕收一万二千斤(折三千斤粮食),
玉米收一千斤,谷子收五百斤。共五千五百斤。他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全体社
员排山倒海似的革命干劲,甚么事情都能办到,就看人作不作。”
1958年7月5日《陕西日报》一版头条,肩标题:“看烽火村的大火箭。”主标
题:“一年四熟亩产三万二”。内文说:“醴(礼)泉县烽火社主任王保京和他领
导的社员,经过学习总路线,最近又在湖北、河南等地小麦高产奇迹的鼓舞下,干
劲越来越大,决心力争上游,采取套种办法,试验一年四熟,亩产三万多斤粮食。”
“四料套种的办法是: 玉米采取方块密植, 每隔四尺一方块,方块内种五行玉米
(两边四行,行、株距均为七寸,中间一行,行、株距为一尺),共留苗五千四百
株,将来每株结二斤,可产一万零八百斤王米。玉米中间留的那四尺宽地,现在种
绿肥, 将来压青后种小麦,计划亩产三千斤。到明年2月间,在收获后的王米地上
套种马铃薯(采取育苗移栽) ,计划栽五千窝,每窝产三斤,可产一万五千斤;4
月间马铃薯收后,再栽红苕三千窝,每窝产二十斤,可产六万斤。这两料薯类共可
产七万五千斤,按每四斤析一斤粮食计算,共折合一万八千七百多斤,再加上玉米、
小麦的产量这一亩地一年共可收获三万二千五百多厅粮食。”为了实现计划,“他
们就采取紧急行动,不分昼夜地给这一亩地送了六万斤土肥,还有二百斤油渣和二
百斤化肥作为基肥,并计划沤腐熟的两条狗作追肥。”“社主任王保京满怀信心他
说:‘有总路线的照耀,有湖北先锋社青年创造的亩产四千多斤作样子,我们再继
续苦干一年,实现亩产三万二千斤是完全有把握的。’”
1958年10月3日《陕西日报》 二版,肩标题:“烽火社万能试验田预测”。主
标题:“玉米亩产万斤”。
更精彩的是,1958年9月7日《陕西日报》一版登载的“醴(礼)泉县烽火人民
公社社长、青年农民科学家王保京”的署名文章:《有高度密植,才有高额丰产》。
这篇署名文章有六幅密植播种示意图,分列如右:波浪式播种图,空中播种图,坡
形播种图,凸形播种图,麦棉间作图,区田播种图。多有奇思怪想,其中“空中播
种图”最具发明创造。这些奇思怪想发明创造构成了王保京的“田间设计学”。
1958年9月29日,《陕西日报》三版登载消息,肩标题:“突破专家包办圈子,
工农大胆著书立说”。主标题:“王保京正在创立田间设计学”。一个庄稼汉,用
语都是“科学”,颇具魅力,颇具想像力。其思想是:“使种植庄稼像建立厂房一
样进行各方面的综合设计。”王保京在署名文章中说:“像我们烽火公社今年计划
培植的一块亩产十五万斤的小麦卫星田,按计算每亩要下籽一千五百斤,平均每公
方分范围内有三粒籽每亩约两千万株,如果不从耕作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将来作
物的生长、作务等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为了使种籽播种的均匀,我们还计划
把麦粒按照预定的密度粘在纸上,然后铺到地里,上边再盖以肥土,即可整齐出苗。
同时还要用微量元素、生长刺激素、狗血、猪血、赛力散等拌种促进籽粒发言。”
“假若试验成功,每料收成以亩产十万斤计算,每年收三料,每料设楼种八层,每
亩地每年即可收粮二百四十万斤。”
240万斤!
王保京的律师辩护说:“请法庭注意,王保京说的是计划,是可能,恰恰说明
王保京实事求是,而不是浮夸!”好一个“实事求是”!好一个“不是浮夸”!
被告代理人发言:亩产240万斤是什么概念?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用200斤的
麻袋装小麦,一亩地,能摞一两层楼高。我们现在推开窗子走到大街上去,放心,
绝对不会摔得头破血流!
这笔账,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都被陕西人当笑话算过。
不过算的是1958年王保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亩产15万斤的标准。关中的麻袋,一麻
袋装180斤小麦,15万斤小麦,刚好能一个挨一个睡满一亩地!
一二
赵启文老人正坐在你的面前。他戴着一顶蓝呢帽,套着一件蓝呢而皮袄,穿着
一双蓝呢面棉鞋,从上到下,一身笨重的蓝色调。他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地抽
着,食指和中指已是焦黄。烟雾顺着脸爬上去,鼻子,眼睛,额头,被帽檐阻遏,
在斑白的发际间索绕。烟雾笼罩着老人。他的面目,时而清晰,时而朦胧。他的声
音绕过蒸腾的雾靄,传递给对方。
“您还记得起原来的事儿吗?”我问。
地点点头。他的眼睛有些混浊、充血,一望便知是长年农村生活,烟熏火燎的
结果。他打扮得像农民,但他不是农民。他曾经是礼泉县最有文化的人之一。他当
了近三十年的县农科站站长,1983年退休。毕生致力于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他是
礼泉乡下人,1950年便在县政府工作。50年代初,他被选派到西北农业大学深造,
是礼泉县第一批接受农业科学系统教育的基层干部,也是礼泉县第一个获得“农艺
师”职称的人。他的农民、基层干部、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使他在观察礼泉这块
土地时,具有了三重眼光: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立场,三个不同的心态—
—农民与生俱来的“相信眼睛,不相信耳朵”的执拗,基层干部血脉相连的感同身
受,知识分子的科学理性和良知:以及互相之间的交错和转换。但是,你能观察到,
这三重眼光中,似乎有一种恒定的东西,一种不太容易改变的基调,如同他身上穿
了几十年的深蓝色。他是烽火村历史的构造者和见证人。他像几乎所有的礼泉人那
样,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积极参与了烽火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
学实验”,并把烽火村视为“革命的圣地”和科学技术的摇篮。
烽火村崛起于50年代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著名的按语《鸡毛
也能飞上天》。这篇按语给予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民以极大的赞美,并预示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烽火村在汪洋大海般的农村中,无疑也是一根鸡毛,无疑也能飞上天。青年王
保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天不怕,地不怕,有一股子敢想敢说敢干勇往直前的闯劲
儿。他醉心于科学实验,在烽火村折腾起了一个眼花镣乱的世界——建起了农业科
研小组,农业技术学校,卫星农业大学,等等。
在科学的名义下,几十年里,烽火村像变魔术一般地向外界公布着已经发生和
即将发生的纪录:
玉米亩产, 1200斤,1270斤,1500斤,1600斤,2000斤,2400斤,10000斤;
棉花亩产, 90斤,100斤,125斤,150斤,160斤,200斤,270斤,300斤;小麦亩
产,5500斤,32000斤,10万斤,15万斤,30万斤,240万斤。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惊诧地注视着烽火村。烽火村的业绩,
是农民祖祖辈辈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岂止是业绩?明明是摆在你面前的不由得不
信的奇迹!陌生的制度和陌生的方法下产生的陌生的奇迹。陌生的奇迹又营造了陌
生的气氛和陌生的环境,如同一群“浪里白条”被扔进了浆糊里——江河湖海都变
成了浆糊。水有水的习性,浆糊有浆糊的习性,在浆糊里游泳,在浆糊里打鱼捞虾,
“浪里白条”们也施展不得。这一奇迹斩断人们的经验,斩断了知识的传递路线—
—白纸黑字地写着,不仅超出了正常人的理性,甚至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力。王保
京不仅说到了,而且声称做到了,而且得到了党报的确认,而且得到了各级领导各
级组织的鼓励、支持和赞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离礼泉只有几十公里远近的武功县曾经诞生过周的祖先后
稷。后稷名“弃”。传说,弃母姜原踏巨人足迹而怀弃,生弃后,“以为不祥”,
弃置“隘巷”、“山林”和“渠中冰上”,却得到马牛、飞鸟的庇护。“姜原以为
神,遂收养长之。”《史记》载:“弃为几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
寂,麻、寂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稿焉,民皆法则之。帝
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
百谷。’封弃干部,号日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因善稼穑,相传为小米和麦子最
早的种植者,被民间尊为农业之神。武功县有后稷庙祭祀之。80年代,陕西人在武
功县杨陵镇的农业科技城竖后稷像,红砂岩质地,左手揽抱小麦,右手垂执镰刀,
高约两丈,形象伟岸,继续得到人们的尊奉。
后稷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象征,想必也为他的同乡取得天文数字般辉煌的成就
而感到骄做。他毕竟不懂得“科学”。他不过是尧舜时期的一个农官,顶多不过是
一个胸怀“巨人之志” , 善于耕作和管理的农夫罢了,而王保京则是正儿八经的
“农民科学家”。1958年,王保京因坚持大搞科学实验,一直保持粮食高产纪录,
并要创造粮食生产的“卫星”纪录,被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堪
称八百里秦川新时代的“农业之神”,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人们的尊奉。
几千年前的“神”和几千年后的“神”比较,后稷是传说,是石头和泥上雕琢
的神像,王保京则是活生生摆在你面前的人,所有事迹记录在案,可圈可点,可模
可仿。后稷是仆人(给尧舜打工),王保京是主人(工农当家做主)。不敢胡说,
有书为证。 《人民日报》1958年5月刊登长篇通讯《新农民的新风格——记农民科
学家王保京》,并且加了热情洋溢的“编者按。”不敢稍有剪裁,把“编者按”全
文引述如下:“历史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科学的主人。在毛泽东的时代里,广大
的劳动人民,已经在科学技术事业创造了极为伟大的奇迹;也涌现了许许多多具有
新风格的新人物。目前,科学技术革命的高潮,正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一
日等于二十年地飞跃前进着,这些新的人物,他们将更好的为党的科学事业提供新
的贡献。但是,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他们因循
守旧,只知教条地玩弄老经验,不敢大胆地去设想新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神秘奥
妙高不可攀的东西,农民搞科学是‘癞蛤膜想吃天鹅肉,根本办不到’。他们没有
认识到劳动人民就是科学的主人,科学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创造科学、发展科学的
历史。为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科学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选
用了这篇文章。文章里所提到的仅仅是王保京同志许许多多事情里的一点一滴,意
思是大家向他学习。不难设想,在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一个新旧思
想之间的革命,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科学风格,将在
广大的劳动人民中普遍的扎实的建立起来。”
历史,主人,科学,革命,运动,奇迹,创造,右倾,保守,总路线,大跃进,
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都是些陌生而时尚的词汇,神圣,庄严,斩钉截铁,一
言九鼎,分量要说多重就有多重,涵盖的而积要说多宽就有多宽,生吞活剥发散性
地一股脑地倾泻过来。容不得你揣度思量,上百只耗子在你的脑子里上窜下跳,左
奔右突,逮得着这只,逮不着那只,直搅得脑花儿闪烁颤栗。王保京从省城开会回
来了,英雄般地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全县农口的干部,如痴如醉地聆听着。谁也
不敢小觑台上这位扎着白羊肚豹子头毛巾的农民。台下有多少人进过省城进过北京
城?别说坐过北京城和省城的主席台了。光荣啊!台上坐着的是代表——礼泉县农
民的代表,陕西省农民的代表,甚或是几亿农民的代表。对于偏于一隅的礼泉人来
讲,台上所讲的毋宁是省委的精神党中央的精神。“我等他们先报产量计划,五千,
一万,两万,三万,五万,七万,八万,十万,十二万,报完了,我最后报:亩产
十五万!把他们都压住了!”王保京眉飞色舞地说。
“哗——”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杨眉吐气啊!为陕西人争光啊!曾几
何时, 陕西被河南、湖北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民日报》的消息说,1958年6月以
来,粮食亩产纪录频频被河南湖北打破,然后其他省又迫上来,2150斤,2394斤,
2664斤,4412斤,4689斤,5103斤,15000斤,43075斤。毛泽东视察过的河北徐水
县, 一亩小麦打了12万斤!徐水震惊天下。1958年3月到10月30日,到徐水参观的
外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九百三十多人,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也有资本主义国家
的人,赫鲁晓夫还专门让塔斯社记者到徐水采访。半年多的时间,全国各省市区和
中央机关共有三千多个单位、32万人到徐水参观。人群中,有干部、工人、农民、
学生、教授、记者、艺术家、工程师、民主人士、科学工作者、归国华侨,还有大
批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
薄一波、邓子恢、胡耀邦等等。
徐水产量还不是最高的。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说,四川陴县水稻亩
产82.4325万斤! 湖北远点儿,压力还小点儿。河南,邻省,正北面,像一顶沉重
无比的大帽子,压在陕西人的头上。1958年,河南人出尽了风头:可不到两年的功
夫,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上百万人非自然死亡。饿殍遍野,易子而食。这都是
后话了。
本来烽火村跑得够快了,烽火村跑得快,就是陕西省跑得快,烽火村喊不出高
指标,陕西省怎么大跃进?陕西跟不上趟了,落下个“保守”的名声。如今王保京
登高一呼,长了陕西人的志气,与党的要求拉近了距离,何不欢欣鼓舞乎?王保京
不仅会上用亩产小麦15万斤的高指标,技压群雄,而且还在《陕西日报》发表他的
署名文章, 说是如果试验成功,烽火村每亩能打粮食240万斤!四川陴县也不在话
下。(四川人也为浮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跃进时代,人们对数字已经麻木了。
高指标,党不怀疑,毛主席不怀疑,不仅不怀疑,而且还鼓励,谁还敢怀疑?
1958年6月16日, 《中国青年报》发表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的文章,题为《粮
食亩产会有多少?》。文章说:“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
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两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
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
“科学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
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
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
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
物利用这些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
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丑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
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如果利用好自然潜能,亩产两千多斤算什么?亩产能达到四五万斤!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其秘书李锐。李锐问道:你怎么
会相信那些“高产卫星”?毛泽东说:我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后才相信的。
政治权威加“科学”论证,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亩产15万斤小麦,要下多少斤种呢?”王保京这么一问,台下哑了。
“比如说下150斤种。怎么下呢?”王保京又问。
150斤种?台下的赵启文嘀咕开了。你烽火是有礼泉县最好的自流灌溉水浇地,
平均亩产小麦也就是二三百斤,撑死了三四百斤,150斤种,咋下哩?看你咋说哩。
王保京从容不迫:“把麦颗颗粘在纸上,然后往地里摆。”
会后,赵启文指着王保京说:“京娃,你胡谝哩!”
“京娃”,是王保京的小名。赵启文比王保京年龄大,打小就这么叫,一直不
改口。
不过,说人家“胡谝”,也没有依据,自己也没有试验过。凭经验?大跃进早
把经验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自己又不得不在私下讪讪地承认:“这冲还有些怪点子
哩。”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高指标是“科学”的产物,王保京基本没念过书,初
小文化程度,对“科学”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科学经验要示范,典型人物要推广,
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于是,陕西农业教学和科研单位的大科学家小科学家云集烽火,
为烽火村的科学革命添砖加瓦,著书立说,寻找依据。赵启文作为礼泉县最权威的
科学官——县科技站站长紧跟其后。烽火村的科学热情空前高涨,可以说到了“惊
大地,泣鬼神”的地步。烽火村的农民祖祖辈辈没有看见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那么多的大干部小干部、专家学者,睡在烽火村的炕上,钻在烽人村的地里,昼夜
观察,献计献策,大搞农业科学实验。人们渴望着烽火村能结出一个大大的科学硕
果。
烽火人民公社1958年9月1日正式成立,王保京任社长。不久,公社农业技术学
校(又名“卫星农业大学”)办在了烽火村,公社党委书记任学校党支部书记,王
保京任校长。学校设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管理财务、伙食和
文书;教学,设科学技术教研室、政治文化教研室;试验,设农作物试验组、气象
试验组、畜牧试验组、蔬菜试验组;还没有分析室、种子室、展览馆。管理方面,
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设一个中队四个小队,两个学习辅导员,九个学习小组长。教
研室和试验组的领导,由帮助试验的“技术干部”和“学生”共同担任。学校没有
专职干部,说是“农民办学也就是学生办学”,学生自己教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学习内容: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三结合”。教员来自四个方而:一、来烽火蹲
点的专家学者、技术干部;二、来宾;三、老农;四、“留校”学生。教学方针:
所有的教学、科研、试验紧紧“围绕农业增产‘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
保、管、工)。”教学目标一:“大放‘卫星’”;教学目标二:“依靠党的领导,
做党的驯服工具”。烽火“真正成了一个……正规化试验农场”,岂止是试验农场,
更像是试验战场。 他们号称拿出了148亩1分7厘的土地做试验田,占全村土地面积
约百分之十。其中最热闹的,当属“敢想田”和小麦“卫星田”。“卫星田”的负
责人是王保京。烽火至今流传着“108将大战卫星田”的故事,这里暂时按下不表。
先说“敢想田”。“敢想田”分成两块,不到一亩地,农业技术学校(即卫星
农业大学)的年轻人,谁都可以在里面亮招。试验内容,主要是培育农作物优良品
种。设想和试验相当大胆,并记录在案。
棉花方面:计有八尺高的海岛棉和泾斯棉有性杂交试验,棉花和蔓陀萝、甘薯、
薯葵、马铃薯、洋生姜、凤仙花(鸡冠花)、向日葵、红葡萄、蓖麻、构杞草、菊
花、南瓜、笋瓜、茄子等野生杂草和蔬菜瓜果进行嫁接、杂交试验,和椿树、榆树、
构树、苦悚树、柿子树、桃子树等树木进行嫁接试验。小麦方面:有不同小麦品种
间的有性和无性杂交试验,小麦和燕麦、大麦的杂交试验,和高粱、豌豆、玉米、
芝麻、芦苇、鹅冠草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的嫁接和有性、无性杂交试验。
玉米方面:有各种玉米品种间有性和无性杂交试验,玉米、甘蔗、谷子、南瓜
的嫁接和有性杂交试验,三十多种玉米品种的引种、选种试验。
还有各种果树互相嫁接,果树蔬菜互相嫁接,甘薯和西红柿、南瓜和笋瓜、西
红柿和洋生姜、西红柿和茄子蔬菜间的有性和无性杂交、反交、嫁接试验,还有各
种作物和蔬菜的单株卫星试验,各种作物的一年两熟试验。“不到两个月,光技术
学校的学员们,就搞了一千一百多种试验。”
他们期盼着:“要棉花长的像树一样大”。“棉桃结的和仙桃一样多一样大”。
“棉花和薯类嫁接,要它上面拾棉花,下边吃甘薯和马铃薯”
“棉花和花草嫁接,要它成为各种有色棉”。
“小麦和芦苇嫁接,小麦和芝麻杂交,要小麦变成一个秆儿粗的、多年生的、
周身都是麦穗的小麦”。
“玉米和甘蔗嫁接、杂交,要它身上结棒子,头上长种子,秆秆像甘蔗”。
“南瓜和甘薯嫁接,要它根生甘薯蔓结瓜”。
“番茄(西红柿)和茄子嫁接,要番茄长的像茄子一样大”。
“番茄和辣子嫁接,要辣子长的和番茄一样大”。
“放单株卫星,要一株棉花拾二十斤籽棉,甘薯一株产五百斤,大蒜长的像碗
一样大,一根葱三尺长……。”他们的说法是:“要想富,地里开个杂货铺。”
他们相信:“众人是圣人。”圣人,自然有圣人的思想,圣人的事业。“天上
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科学家”王保京大会
小会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思想空前解放,空气格外清新。你们驰骋想象吧!你们膨胀想象吧!有人说,
想象是一只自由自在飞翔的小鸟。在烽火,把想象形容成小鸟,算是保守,算是小
资产阶级,不够大跃进,该吃板子。小鸟,分量不够,力度不够。在烽火,想象是
一只搏击长空的老鹰!——暴风骤雨挡不住,压不垮。
多么美丽而壮观的景象啊!田地里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有花有草,有果有木,
小麦,玉米,棉花,高梁,谷子,蔬菜……分不清你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
取所需,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一片片棉花林将呈现在你们面前:粗壮高大的树干,
仙桃一样繁密的棉花,树根还结满了甘薯或马铃薯。再看看吧:果树上,既结果,
又结瓜,又长蔬菜。再看看吧:甘蔗上长着玉米,麦秆上下一个挨一个像芝麻一样
挤满了麦穗。你采摘完满地跑的南瓜或满枝的西红柿后,别忘了把根拔出来,地下
还埋着大窝大窝的甘薯哩!你不信?有照片为证。一群激动万分的青年男女就从西
红柿秧下拔出了甘薯。一称,四斤重哩(经当事人确认,西红柿和甘薯的嫁接试验
没有成功。图片是假的)!收获怎样?当然是“可喜的收获”;“海每岛棉和泾斯
棉、单片花和岱字十五号、蔓陀萝和棉花等几个有性杂交试验,初步得出了新的杂
交后代。甘薯和番茄无性嫁接成功,上部结了番茄,下部还结了四斤甘薯。黄瓜和
笋瓜靠接,结果,结了一个七斤多重的瓜,样子像笋瓜,味道像黄瓜。甘薯蔓上嫁
结南瓜,结果结了两个大南瓜。萝卜插孔种白菜,结果,白菜长的很大。洋生姜和
番茄嫁接,结果,下边结了洋生姜,上边又结了很多番茄,马铃薯和番茄嫁接,结
果,结了四个番茄。南瓜和番茄嫁接,结果,又结番茄,又结南瓜。南瓜、苹果果
实嫁接,结果,成活了十多个。苹果插条育苗,结果,成活了一百多天。南瓜和紫
茄子有性杂交,结果,成活了六十多大。芦苇上嫁接的小麦,一直活了下去。向日
葵的一年两种两收试验,结果成功,收了两料。高梁一年一种两收试验,结果成功,
收了两料。玉米红棒子试种试验,结果,百分之八十仍然保持原色。在单株试验方
面:一株玉米长了七个棒子,可产三斤玉米。一株棉花结了一百四十个桃。一株小
麦分厂七十六个蘖。一窝甘薯产了十八斤。一窝南瓜结了十五个瓜,每个十斤左右。
一窝笋瓜结了丑个瓜,每个重二十斤左右。一个番茄重二斤六两。一个六尺长十二
厅重的大丝瓜……等等。”奇哉!伟哉!真乃20世纪农业科学技术最伟大的试验,
最伟大的发现,最伟大的进步!烽火人也承认,许多试验失败了。但是,上述成功
的试验,拎出任何一个来,不断试验,深入试验,都可能带来农业革命性的后果,
都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比如,玉米每株都长7个棒子(而不是一般只长1到2个
棒子),每株小麦分65个蘖(如果都是有效分蘖,而不是如农谚云“一麦破九头”,
一般一株只有9个分蘖),每株棉花结了140个棉桃(而不是一般一株结25个棉桃),
其中任何一个结果,都不得了啊!
“丰衣足食”,怎么是期待和梦想呢?简直就是唾手可得的现实!而且,精神
的收获,更是无法度量。
难怪毛泽东听到各地的喜讯后担忧:“粮食多了怎么办?”难怪共产主义离大
家不远了。大家写文章,赵启文也写文章。他写了《“敢想田”里百花齐放》。一
写不得了,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哄动一时。文章加了“编者按”。“编者按”既
兴奋,又理智,说:“广大的劳苦人民,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了世界,创造和发展
了科学。但,几千年来,谁也不会支持他们去搞科学。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一贯被人认为神秘、奥秘、高不可攀的科学禁门,已经被共产党时代的
劳苦农民打开了。这篇烽火人民公社农业技术学校的《‘敢想田’里百花齐放》就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标志着广大劳苦农民已经踏上了新的科学里程;新的科学事
业将在他们的伟大劳动中飞速发展。
“但是,当劳动人民已经能够掌握科学的时候,一些人仍然戴着老光镜看问题。
他们说什么‘农民不能搞科学’,‘出了科学的框框’。又说什么‘农民这些不是
方向’。还说什么,‘农民搞简单的可以,搞复杂的就不行了’。
“我们的看法不同。农民不能搞科学?这问题,农民已经用他们的事实作了很
完满的答复。 他们在敢想试验中, 不是很多都已经成功了吗?是不是出了科学的
‘框框’?这问题,农民也说得很对:‘后人胜过先人,自然会超过先人的框框。’
哪怕有些试验,超出了所谓‘科学原理’,但是,几千年来想也不敢想的农民,今
天敢想敢作了。单就这一风格来说,已经是很宝贵的,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了。农民
搞这些是不是方向呢?不错,农民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大搞丰产运动,不能摆脱大田
生产专作这些试验,况且烽火大队的社员和技术学校的学生,他们从来也没有这样
作。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用一点点土地,利用生产空隙去搞这些试验又何尝不可
呢?如果说全公社、全县以至全国的农村都能够像这样拨出一席之地,组织农民,
鼓舞农民,发挥农民的智慧,让他们利用生产间隙时间,搞一项、几项敢想试验,
谁能预料到这块土地上将会培养出多少英雄豪杰呢?谁能预料到将会创造出多少新
的品种,新的耕作制和新的科学理论呢?一些人说‘农民只能搞简单的,不能搞复
杂的’,意思是:农民的知识条件不够。固然不错,一些比较复杂的试验,搞起来
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困难不等于不能作,况且好多复杂的试验,农民都已经搞成
功了;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优越的政治条件。
“当然,其他地方要仿行烽火这种设立敢想田的办法,在仿行过程中,希望能
够引导农民首先从解决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比如:引种、育种、深翻、
肥料、种子低温驯化等等,继之而进行其他嫁接试验。这样作有利于大田生产。”
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篇“编者按”写得相当有水平。保护农民敢想敢于大跃进
的积极性,批评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新事物,强调共产党领导这一优越的“政治条
件”,其中不乏浪漫激情,不乏强词夺理,不乏荒谬逻辑,同时强调了要“有利于
大田生产。”农业科学实验要着眼于“有利于大田生产”,是“编者按”的核心,
是编者的一番良苦用心。形势要跟,大话要说,干劲要鼓,问题也要委婉地点出来,
以期记录在案。这是中国新闻王作者受到意识形态禁铜的困境所在,智慧所在。
文章发表于1959年12月,此时,“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已经充分显现。一年下
来,高指标没有实现,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卫星田”、“敢想田”开小灶,粮
食浪费严重, 大田无人管理, 许多地方民不聊生,全国已经出现了饥馑的前兆。
“庐山会议”本想解决大跃进的问题,由于政治原因,风头逆转,把反“左”的会
议,开成了反右的会议,揪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
舟)反党集团”,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左”的思潮,继续说谎话,
终于酿成“谎祸”——60年代初期全国人民浮肿、数千万人非自然死亡的悲剧。人
类历史,“谎祸”之大,概莫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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