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孙家栋的起起落落
在那个打破了规矩，打破了秩序，打破了一切正常规律的年代，卫星要真正开
始研制生产，真正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孙家栋回忆说，第一个难点是技术问题。尽管当时把方案最后确定下来了，但
方案毕竟是在地上谈的理论问题，上天后的卫星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从来没人搞
过，谁也没有绝对把握。比如，天上温度环境与地面温度环境截然不同，要保证上
天后的卫星适应天上的温度环境，就得先在地面做真空试验。可这试验到底做多长
时间，谁心里也没底儿。试验时间做短了，卫星上天后会被烧坏；试验时间做长了，
又会浪费时间与资金，因为总不能无限制地试验下去。所以碰上这样的技术难题，
使人伤透脑筋。
第二个难点是社会环境问题。文化大革命前，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进度
如何安排，一切都是依靠工厂党委给所在生产科正式下达任务，生产科再作出严密
可行的生产计划，尔后将任务具体分派到各个车间。这样，既能保证产品的生产质
量，还能保证产品的生产时间。但文化大革命闹起来后，许多领导被打倒了，机构
瘫痪了，班子解散了，骨干靠边了，计划没有了，于是工作就很难安排，即便安排
了也很难落实。
第三个难点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政治问题一方面是“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当
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许多问题是“工人宣传队”和“革命委员会”说了算。
他们没文化，不懂技术，但根子正，思想红，觉悟高，一切工作都要突出“革命”
性，因而开会、学习、辩论、批判等革命活动就极其频繁。只能“抓革命，促生产”，
不能抓生产，促革命。
政治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政治与科学的矛盾。搞卫星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在那个
年代处处又要强调突出政治。要突出政治，就难免会伤害科学；要尊重科学，又保
不准会冒犯政治，专家们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是１９６９年初驻进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
“工宣队”一进研究院，首要的任务，就是整顿，就是排队，就是清理阶级队
伍。卫星总体设计部当时共有４００余人，经“工宣队”一整、一排、一清，便清
出３００多有各式各样问题的人来。身为卫星总体设计部头头的孙家栋自然首当其
冲，很快便“靠了边”。
但搞人造卫星是毛主席下达的任务，“工人阶级”虽然要占领“革命的舞台”，
要“领导一切”，但卫星同样得搞，任务照样得干；而要搞要干，还得依靠知识分
子。于是，工宣队便按“巴黎公社的原则”，重新选举领导班子：一个组长领导
“闹革命”，一个组长领导搞卫星。
这个按“巴黎公社原则”推选出来的、领导搞卫星的组长，就是“航天十八勇
士”之一的戚发轫。
戚发轫的爷爷是农民，父亲因念过私塾，肚子里就有了些文字，便外出打工挣
了点血汗钱，日本投降后买了几亩地，没想到苏军撤离后，便因此而被定为地主。
于是在接下来的“革命委员会”选举中他落选了，原因有两点：一是光抓生产，不
闹革命；二是家庭成分是地主，不宜担任领导工作。
几乎在戚发轫“革命委员会”委员落选的同时，一度“靠边站”的孙家栋又开
始工作了。
当初工宣队让孙家栋“靠边”，并不等于他卫星可以不搞，工作可以不干，而
只是剥夺了他的领导权。除了卫星之外的事情他无权过问外，凡属卫星方面的事情
他照样得干，而且还必须干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因为“革命”虽然是可以“闹”
的，但卫星是“闹”不上天的；口号尽管是可以喊的，但卫星是“喊”不上天的；
要想让卫星上天，还得靠知识分子老老实实地干于是，文化大革命似乎便是这样
一个年代：打倒领导又需要领导；打倒权威又需要权威；打倒知识分子又离不开知
识分子。
这个时候又有消息传来：日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加快步伐，有可能
要抢在中国之前发射于是，聂荣臻指示，卫星要加快速度，但必须严格把握质量
关。没有质量保证，卫星不能出厂。
于是，百忙中的周恩来，要亲自听取有关卫星研制生产的详细情况。
共和国的总理要听卫星的具体情况汇报，这是第一次，无疑是一件再好不过的
事情。那么，该由谁去汇报呢﹖钱学森院长当然要唱主角，不可例外，可有关卫星
研制生产中的具体内容，谁去汇报更合适呢﹖昏睡一时的历史，又想起了“靠边站”
的孙家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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