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陈寿椿勇挑重担

    陈寿椿搞火箭的志向，应该说在他念中学时便确定了。陈寿椿念中学时物理成
绩最好，受物理老师的影响也最大。一次，他问老师：“将来我选什么专业为好？”
老师说：“你最好将来去搞火箭！”他摸着后脑勺莫名其妙：“老师，火箭是什么
东西？”于是，老师便给他讲德国的Ｖ－２导弹，讲得他如痴如醉，神魂颠倒。后
来他报考武汉大学填写专业时，要填火箭专业，却找遍了所有栏目也没找着火箭专
业，最后只得填了个无线电专业。

    陈寿椿在武汉大学只学了一年，便作为留苏学生被选拔到北京学了三年俄语，
然后于１９５５年到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深造，１９６０年回国后分配在国防部五
院搞火箭的总体设计。

    １９６５年，刚到而立之年的陈寿椿被提拔为研究室副主任。当时他所在的研
究室共５７人，有３１人都跑到外边“革命”去了，在家“生产”的，加他一起只
剩下２６人。主任已离京劳动改造，他便成了惟一的领导。大伙眼睁睁地看着“长
征１号”火箭的研制工作停滞不前，个个心里都十分着急。身为研究室副主任的陈
寿椿以及其他几位业务骨干，自然更是急不可待，跃跃欲试。

    于是，当“长征１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正式接手，仅凭任新民总师的口头
交待，陈寿椿、韩厚健便承担起了“长征１号”火箭设计研制的具体组织工作，如
方案的修订、计划的编制、进度的安排、组织的协调、情况的总结，以及吃喝拉撒
等一系列工作、生活诸多方面的事情。

    这一时期里被人们叫做“小陈”、“小韩”的陈寿椿和韩厚健，在工作上简直
就成了“大拿”，有人竟风趣地叫他俩为“陈副院长”、“韩副院长”。

    然而，那毕竟是一个被“左”的政治统治的年代，随着运动的恶性发展，两派
组织的愈加对立，“长征１号”火箭的研制工作也就愈加显得阻力重重，甚至充满
艰险！

    陈寿椿后来回忆说：“最艰难也最艰险的，是试车！”

    所谓试车，即指火箭研制完毕后，要先在地面将火箭捆绑起来，让发动机真正
点火，进行模拟发射——除了不让火箭飞起来外，其他工作程序与真正发射一模一
样。只有试车完全成功，方能运往发射场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发射。

    但“长征１号”火箭首次试车，便运气不佳。首次试车是在１９６７年。那天，
由于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扭打，互相围攻，结果把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的大楼围了
个水泄不通。试车工作队只好派出代表与两派组织的头头谈判。还好，两派组织之
间有矛盾，但对火箭没意见，何况要“抓革命”，也得“促生产”。于是，同意放
行。

    参加试车的队伍总算走出了总体设计部的大楼，可当专列拉着“长征１号”火
箭快到试验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了：就在载着火箭的专列隆隆驶进试验
区时，一个手持钢枪正在站岗值勤的战士在回头的一瞬间，突然发现铁轨当中冒出
一块大石头。而这时的专列已来不及刹车，若是一旦与石头相撞，肯定会出轨或者
翻车。值此关键时刻，站岗的小战士几乎没作任何考虑，便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用
尽全身力气将石头推出铁轨。但这时专列已经逼近，来不及躲闪的小战士当场被专
列碾成肉团。

    无疑，这是再典型不过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案情很快报到科委，再报到中央，尔后便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紧张而恐怖的
追查。

    陈寿椿说，由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有些该做的试验也不敢做了。譬如，
做火箭的爆炸试验时，需要使用５公斤的炸药。个别领导一听说要用炸药，好像一
下子就联想到了原子弹，非要让搞试验的同志写个报告，呈报上级部门。

    可是当报告送到航天部后，航天部不敢批，便送到国防科委。国防科委见了后，
还是不敢批，又送到中央军管会。送来送去，几个星期过去了，仍不见回音——既
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

    但试验得往下进行。于是，神圣的责任驱使陈寿椿等人决定冒险自己干。

    那天，每个人的心都禁不住微微发颤甚至怦怦直跳——要是试验平安无事，那
皆大欢喜；若是万一出点事故，谁能担此责任？还好，上苍总算良心未泯，当炸药
引爆后，试验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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