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五章  惠宪钧对我说起迟群的问题

    恢复负责江青的警卫工作，也就过了一年零三四个月，我就差点被江青送进秦
城监狱。

    说起秦城监狱我并不陌生，它兴建时我就为之添过砖加过瓦。上世纪50年代公
安部决定在昌平建筑这么一座条件较优的监狱，主要是为了关押国民党的高级战犯
和高级政治犯。那个年代兴义务劳动，在公安部8 局二处工作的我曾多次到那里参
加义务劳动。监狱建好后，属公安部的13局管辖。

    在秦城监狱的东面，有一处公安部的农场，农场里的葡萄园，常年就靠北山下
的一股冷泉灌溉。耕种靠近监狱的那部分土地，一直是秦城犯人劳动改造的内容。
当年义务劳动时，一向喜欢开玩笑的我曾戏言：“建这么好的监狱，说不定哪天我
们也会进来住住。”

    秦城监狱在社会上大大出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从1966年到1975年，又有两
批国民党的高级战犯被特赦出了秦城监狱；而与此同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
“革命对象”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被监禁在这里。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在文化
大革命初期，起劲革别人命的显赫人物，后来也和他们的革命对象在这里做了邻居。

    1975年10月2 日，正在清华大学“支左”的原卫戍区警卫师干部惠宪钧和另一
位我在警卫师时的老同事牛怀林，到在钓鱼台担任警卫工作的孙凤山家串门。孙凤
山不在家，他们就转到了我家。他们来时，见我家有好几个客人，就匆忙告辞。

    我把他们送下楼，惠宪钧对我说他的家就在距此不远的楼房里，邀我到他家小
坐。因为好多年没见面了，又不过几步之遥，我不想扫人家的兴，就随他而去。

    在惠宪钧家叙了一会儿旧，惠宪钧突然有几分犹豫地对我说：“我有件事想跟
你谈谈。”我问什么事，惠宪钧说我们还是到隔壁的房间谈，有点神神秘秘的。

    惠宪钧跟我谈的是清华大学里的情况，说是大学里的几位老干部对迟群和谢静
宜有意见。他简述了几条：一是说迟群不民主，在大学里一个人说了算，校党委其
他书记不敢说话；二是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还打碎东西，烧掉窗帘
被服等公物，还得学校给换新的；三是迟群经常不上班，也不知在干什么事情；四
是迟群对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满，常说吴德算个什么，为什么你们对他那么重视？
还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曾通过有关渠道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回音。我们想给张耀祠
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便跟你谈谈。”惠宪钧说完，取出厚厚一沓材料让我看，
还说：“我们已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了迟群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希望能让毛主席
看到，请你代我们把这份材料转给主席。”我没有接那沓材料，而是说：“材料我
就不看了，而且也不能转，干咱们这工作的有纪律规定，不可以给首长转东西，这
你们也清楚。我觉得你们还是按系统呈递的好。”

    说到迟群的问题，我说：“对他我不了解情况，你们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党委
会议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安定团结出发，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
通过这种方式，走小道是不对的。”

    我还告诉惠宪钧：“迟群、谢静宜的组织关系，现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已
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们党委也根本管不了他们。你们说要给张耀祠写信事，
一则他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也不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我的意见还是不写为好。
只要按组织原则办，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我当时说的这些话，现在听来有点官样文章的味道。但处在我当时的位置，我
的工作性质，作为一个多年恪守规矩的人来说，我也只能这么讲。

    然而在这不久以后，清华大学的一份简报上发表了刘冰、惠宪钧等的意见书，
并且附有按语说8341部队的两个副团长，一个是张荣温，一个就是邬吉成，支持他
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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