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七章  周总理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还有：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
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
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
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
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
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
完全必要的。

    三、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
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
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我此刻这才知道惠宪钧那次想要我转的，大概就是他和刘冰、柳一安所写的材
料，他们不知通过哪个渠道，据说是通过邓小平，最终还是转到了毛主席那里，如
今被定了右倾的性。我觉得自己既没有看那些材料的内容，同时遵守组织纪律没有
转交材料，这中间没什么可指摘的。

    毛主席做了批示后，迟群等在清华大学连续召开大会，揭发刘冰等人的问题，
把刘冰打成“右倾翻案风急先锋”，撤消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于是，从教育口
开始，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人给我通风报信说：“江青说你邬吉成参与了右倾翻案，
想搞政变，还坐着汽车到处看地形等等，要把你抓起来。”不久，我又听说是汪东
兴保了我。汪东兴对江青说：“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绝对不会
有那些问题的。”

    就这样，中办警卫处没有就刘冰、惠宪钧、柳一安的信的事，对我进行追查。
我因此对汪东兴很感激，不然我很可能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但此后江青对我一直
不放心，临到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前一两天，我还听到江青对汪东兴说起对我
的猜忌。唐山大地震后，我随江青到天津、到小靳庄时，江青恶言恶语说我是个兵
痞，大概也是由此而衍生的记恨。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
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1 月8 日早晨，我们在首都机场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
我们立即回城。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我则更
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
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
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
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做周总理最后
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
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 月2 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
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
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
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
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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