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追讨“人命债”

    李淑贤：直到11月份，左说右说，溥仪始终不答应住进医院。等到他病重时，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跟着溥杰、老万把他送进了协和医院。那是一天很晚的
时候。主治大夫之一吴德诚仔细检查了溥仪的病情，之后，避开别人把我悄悄拉到
了一边，说：“你先不要跟别人说，溥仪的病不会好了。这次是尿毒症复发！”

    住院前，医院要求溥仪先交200 块钱才能住院。我赶忙跑到全国政协总务科借
钱。因为早先临时需要一点儿钱，手里没有，就曾找总务科借过。可这次，没人借
给我，我急坏了。那时，溥仪早已把稿费全部交给了政协机关。我手里只有日常过
日子吃饭的钱，连200 块钱都掏不出来。

    正在这时，溥杰听说后，带来了200 块钱。可是一位亲戚在场，不知出于什么
考虑，就是不让溥杰给。没办法，我只好找几位朋友临时凑了200 块钱交上押金。

    溥仪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他躺在病床上，还在心事重重地为连续发来的批判
信发愁呢……不管怎样，溥仪总算住进了医院。

    贾英华：通过采访，我了解到孙博盛的来信中最使溥仪感到惧怕的是，要追究
在伪满时打死童仆孙博元之事。虽然已事过几十年，但毕竟人命关天。一封封的来
信，使溥仪的病情日益加重。

    谈起往事，李淑贤拿出了孙博盛的多封来信，上面工整的字迹显示了这位老工
人的认真态度。80年代初，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在长春市这位老工人的家里见
到了他。他住一间平房。后来，我又在他值班的工房采访了他。提起当年的事，他
多少有些后悔：当时，我哪儿知道溥仪真病了？以为他在装病呢……直到李淑贤来
信，我了解到溥仪的确得了重病，我这才不给他去信批判了。实际上，我真是按照
毛主席教导的，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批判封、资、修去对溥仪开展批判的，一点
儿私心也没有。孙博元是我们原来慈幼院一起被挑进伪满皇宫当童仆的，跟我关系
也挺好。那年，他被毒打了一顿之后，他跑进纵横交错的地下管道里死掉的。

    死得挺惨呀……我认为，虽然他不是溥仪亲手打死的，但他也有责任。所以，
我拿起笔对溥仪展开连续批判……

    这位老人亲手交给了我多封溥仪的亲笔回信，又提供了他写给溥仪的大批判信。
这些信统统是用复写纸书写的双份信件。这些微微发黄的信纸，似乎显示了恍如隔
世的沧桑之感。据李文达回忆：当溥仪打电话找他时，他并不知道。正在这期间，
李文达也因此书而受到了批判。此后，李文达竟因执笔撰写《我的前半生》，蒙冤
受屈，连续不断受到“审查”，入狱达8 年之久。

    当李文达在80年代初期接受我采访时，谈到此事，情绪激昂。这位二三十年代
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历经残酷对敌考验的老革命，对
于后半生一直因《我的前半生》而深受其“害”的经历，甚感愤慨和不平。在“文
化大革命”中，他因执笔撰写此书受到造反派的指责，被称之为“皇帝”树碑立传
的孝子贤孙，他说这可以理解。但他不理解的是，到了80年代，他被告上了法庭，
说他不是《我的前半生》的撰写者，而判决的结果，是李文达不享有版权而败诉。
李文达至死也认为，这是令人十分可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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