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历史与命运的抉择
曲兰 高钢
十年改革，给中国西部带来巨大的变化。而我们，之所以深入到西部
贫困区，只是想寻找导致贫困区未能与整个社会同步发展的基因。我们要
把对这片土地的爱，把我们对西部父老乡亲的真情，把我们的思考写出来，
献给所有关注中国西部贫困区未来命运的人们。
——题记
车窗外，细雨靠集。列车载着我们驶向中国西部崇山峻岭的深处……
也许，在我们的记者生涯中，对中国西部6省贫困区的采访，是最震撼我们心灵
的。我们第一次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这样贴近这片苍凉而神秘的土地……
贵州铜锣乡，七八十个残疾农民挤在乡政府那间不避风雨、权可称作会议室的
大房间里。灰暗的光线下，我们看到的是清一色的灰黑色棉袄，清一色的没有表情
的脸。
乡干部把我们当成上面来的干部，非要我们作指示。他们告诉我们，很多人是
赶了十几里山路来的；有的农民听说我们来了，虽然没有接到开会通知，也早早地
赶到了会场。我们很受感动，对他们说：“希望你们谈谈你们的想法，你们的苦恼，
或者你们认为你们各自经历中那些最值得和别人说说的事情……”
我们失望了。没有交头接耳，也没有人显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
两名腿有残疾的农民，为了开这个座谈会，一大早就离开了村子，走了30多里
山路来到乡里，而当我们问他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说的”时，他们嘿嘿笑着，
怪憨厚的样子：“没得，就想看看北京来的记者。”
在贵州我们看到：三块砖头就是炉灶，一床烂棉絮便是被褥；有的人家干脆连
这点家当也没有，夜里则钻进一堆草里。在定西，有的农民家里连一领旧席都没有，
房间里一堆松软的土，便是大小便的地方；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我们同样看到类
似的景象……
就在这些地方，我们与他们重复着同样的对话：
“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没得。”
“老是这样地生活下去吗？”
“就这么活着呗，还能咋的？”
表情那么平淡，没有痛苦，也没有烦恼。
对于贫穷，我们并不陌生。当年，我们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站在那
一垅垅通向远方地平线的土地上，对于贫穷，就有了最直观的感受了。但那时我们
毕竟太年轻，没有去认真思索这一切；然而今天，当我们作为记者，再一次面对昨
日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强烈感到的已不再是贫困的现状，而是精神的顿挫。当人想
追求更好的生活，想走出现状的欲望萎缩，乃至泯灭的时候，才是最可怕的。
关于人的欲望，作家史铁生有一段议论：“现在计算机已经非常发达了，人工
智能几乎可以模仿人的任何一种思维，连人的感情都可以模仿，惟独有一种思维模
仿不了，这就是创造力。这是人类所特有的、无法模仿的。而创造力的基础是什么？
欲望！”
——欲望！有欲望，才有希冀，才有痛苦；有希冀，有痛苦，才有创造生活的
冲动。人类，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上才会不断进化。
我们喜爱西部的山，它的粗犷，它的险峻，都表现出一种力度，透着一种无法
描述的苍凉而遒劲的神韵。我们也喜爱那漫无边际的草原，它的博大和悠远，引起
我们无限的逻思……而当我们感叹造物的神奇时，同时也在感叹大自然塑造的巨大
屏障，以它难以抗拒的荒蛮之力，阻隔了文明的气息，封锁了贫困区人民生存的天
地……
清澈碧绿的乌江，从云雾缭绕的山谷中静静地流出；绵绵的阴雨无声无息地飘
洒在闪着细细波纹的江面上，江水顺着山脚蜿蜒九曲，向着远处的深山隐去。我们
的汽车在浸满泥浆的土石公路上颠簸着，来到江界河渡口——当年红军突破乌江的
地方。蒙蒙细雨中，我们等了近两个小时，才和老百姓的水牛、拖拉机一起上了那
生满铁锈的渡轮，飘过江去。
几十年过去了，年复一年，江北的农民就是靠这条呜呜叫着，几小时才往返一
趟的渡轮，走向山外的天地。
秦发明的家，就在江北铜锣乡东南的一座山梁上。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在这条
崎岖的山路上，没开出一公里，前轮的转向螺丝就颠断了，没精打采地瘫在路边。
我们只好一步一滑地向山顶走去。
秦发明是个四十岁的黑瘦汉子，穿着一件脏污的几乎看不出颜色的旧干部服；
从这件干部服上，约略可以看出他曾经离开过故土的痕迹。他的婆娘是个痴呆人，
抱着孩子站在一旁。那怀中的孩子，似乎也格外听话，一点不哭闹。我们望一眼那
孩子，真担心他和他母亲一样的智残。秦发明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脸上没有什么表
情，唯有那双眼睛里闪着一丝好奇的光，使这张脸与他身旁女人的脸略有不同。
这就是秦发明的家吗？夹着雨丝的冷风从竹子和木条拼起来的墙缝中飘进来，
沁人肌骨。钻进泰发明那间黑乎乎的屋子，一时间什么也看不见，眼睛适应一会儿，
才看清屋内的景象：三块砖头架着一只乌黑的铝锅，真有些像是野炊用的；一张旧
木床上，只有一床被烟熏得黑黑的棉套，床的上方从屋顶垂下两个同样被烟熏黑的
装粮食的化肥袋；一块已经完全变黑的白土布包着一捧煮过的玉米饭；没有箱子，
四季的衣服就搭在绳子上……
家，人借以生存的栖所。人们在这里休养生息，从这里得到爱，得到温馨，躲
避风寒、劳累和来自外界的各种侵袭，而秦发明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呢？
家中有个女人，却是一个不会给予他爱，无法同他交流感情的女人。女人给他
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因为这女人不知道做母亲，不会照顾他，很小就夭折了。
这第二个孩子才出生不久，女人像架机器，把孩子给她，她就一动不动地抱着，不
知喂水喂奶，把尿穿衣；把孩子抱走，她也无动于衷。很难想像，这孩子即使有幸
长大起来，发育正常，没有与母亲的交流，在一个亚文化的家庭氛围中，会不会也
智力低下。
对于爱，俄国作家高尔基看得异常深刻：“没有爱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生
存。”如果仅仅是生存，对于人，就是一种悲剧了，因为动物也是生存着的。
秦发明是家中的顶梁柱，养着风烛残年的父母和赢弱的妻子，从那贫瘠的几亩
山地里，刨着全家的吃食。在他的脸上，只有辛苦刻下的皱纹，看不到痛苦，也看
不到欲望的痕迹，那是一张木无表情的脸。
“想没想过，以后怎么办？”
“没想过。就这么活着呗。”那声音平淡极了。
望着秦发明，我们想，还有没有别的活法呢？劳动使人猿揖别；劳动，给了人
类智慧，使人类走向富庶和文明。而今天，常年累月超负荷地重复着原始方式的劳
动，却把人逼上了一条退化的路。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是——秦发明到过外面那个喧
嚣的世界呀！20年前，他曾在东北当过兵，他看到过与这里的人们不同的生活，他
怎么还会安于这一切呢？
与秦发明家一箭之遥，是他弟弟一家。在这间小屋里，我们无意中发现，一个
油漆剥落的旧粮柜上有个黑乎乎的墨水瓶。这使我们心中一震：小小的墨水瓶，在
这里似乎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谁用这墨水瓶？”
“是上学的孩子从学校带回来当油灯用的。”哦，油灯！我们哑然了。
弟弟家与哥哥不同的是多了一顶千疮百孔的蚊帐。因为弟弟比哥哥复员晚些，
部队发的蚊帐还没烂掉。
从秦发明兄弟家走出来，望着那重峦叠蟑的群山，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司机小刘
对我们说：“看着这山不远，没有一天半天走不到！在这里别说种庄稼了，即使长
了庄稼你去收，来回走路也得一天！”是啊，贵州地无三尺平，山势也格外险峻。
这深山大壑，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美，造就了世界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飞流直下三
千尺，引来人们多少赞叹！然而，又正是这连绵的山峦，形成的天然屏障和一时难
以改变的交通障碍，造就了这里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从而深刻地束缚着人，压抑
着人，扭曲着人，使人的生命在这里得到延续，而缺乏火花的闪现。
从兰州驱车，向东南方向行驶3个小时，就到达了著名的贫困区——定西。
在那条依黄土高原盘旋起伏的公路上，我们从车窗朝任何一个方向望去，落入
视野的都是一片灰黄：山是土山，路是土路，房是土房。一块块梯田，互不相连地
散落在山梁坡脊上，那参差不齐的麦子泛着稀疏的绿色。
定西，典型地体现了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这里海拔2000多米，几乎没有水源。
我们在这里采访了3天，行程数百公里，没有见到一片裸露于黄土地的水面。这里，
六盘山、秦岭和岷山，从东、南、西三面对它形成铁壁合围之势，阻断了来自中国
东南部的潮湿气息。与此同时，北部沙漠的干燥空气却可长驱直入，这里全年降雨
量400毫米，而蒸发量却达1500毫米！从1958年到1988年的30年间，旱灾就达24年。
我们下乡采访时，当地干部特意嘱咐我们带水：“到了老百姓家里，人家宁肯
给你们吃馍，也舍不得给你们端上一碗水。”山里老百姓祖祖辈辈都是用水窖储存
雨水，以为人喝畜饮。姑娘出嫁，彩礼先不提，男方家里有几窖水，是一定要弄清
楚的。
——就在这片被干旱严重威胁的土地上，竟生存着240万人。
一条干涸的河床，铺满圆溜溜的石头。越野车走在上面，就像上了发条的兔子
那样蹦跳着，颠得我们脑袋不断撞着车顶篷。
跛着一条腿的常有明，就住在村上的磨房里。村里人照顾他，让他看电磨，磨
坊就是他的家。我们一行人大概是他这里少有的客人，他眼睛一眨一眨的，嘻嘻笑
着，友好地望着我们。
到处落满面粉的磨房有个小耳房，便是常有明的起居室。一方土炕，把小屋占
得满满的。这对他这么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单身汉来说，倒真方便——进门就
上炕。
我们问他：“不娶亲，老了怎么办？”
他笑着：“走不动了，就死呗。”
“平日里除了磨粮食，还干什么？”
“喂猪。”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猪圈望去，透过栅栏缝，可以看到两只瘦瘦的黑猪。当地
干部小李一本正经地下了结论：“两只应型猪！”这真让我们忍俊不禁：这两只猪
瘦得活像两只大豺狗！
“干完活儿干什么？看书？听广播？”
他还是笑着：“不识字，没有收音机。”
“出过远门吗？”
“去过一次内关镇。”他脸上颇有些得意的样子。
他说的内关镇就是6里地外的一个集市。
我们搞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兴高采烈？从他家走出来时，当地干部小李这样
分析：“在常有明一生中，只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去了一次内关镇；第二件是见
到了首都来的记者。”
对于这第二件，我们可不敢苟同。他不识字，从来没看过报。那么对于记者是
干什么的，他恐怕不会形成概念。
越野车在干涸的河床上颠簸着，车后扬起漫漫的尘土，常有明的小磨房很快就
隐没在那黄黄的烟尘中了。然而，他那心满意足的笑脸，却在我们脑海里留下深刻
的印象。在车里，小李还在想着常有明：“没有文化，对他来说正是一种幸运，他
就不会因此感到痛苦了。”
愚昧，难道真的是一种幸运吗？
在宁夏南部山区的一个村子采访时，我们到一个名叫海拜克的农民家里去。当
时，海拜克的妻子下地了，一群孩子跑着去把她叫回来。她抱着孩子，从地里一路
跑着回到家，见到我们，只是张嘴喘气，一句话说不出来。离开她家时，陪同我们
采访的县里干部对我们说：“这地方，平日没人来，老百姓也没见过外边的人。你
们还不知道呢，海拜克的婆娘听说上边来人到家里看他们，抱着孩子往家赶，激动
得尿了裤子。”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事物、动向，对贫困区人民来说是太少见了。
在如此封闭之中，一些人甚至失去了被新生活所诱惑而产生的强烈追求。
泾源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最南端。它悄然蜷缩在六盘山东麓宁夏与甘肃
交界的山拗里。如果说还能有什么事情提醒人们知道这里，恐怕就要说到在中国最
古老的诗篇里便有记载的任河了。这条滋养了中国小农经济，流淌中原大地的泾河，
就是从泾源县发源的。
在缺少水源，到处是黄土高坡的宁夏南部山区，这是仅有的一块绿地：在总面
积7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流淌着大大小小7条河流。
在西部，我们每到一个县，当地干部都会例行公事地将本县各种经济指标，五
类残疾的数字一一报来。而在泾源，唯独智力残疾的数字没有。当地干部说：“不
好统计，那些‘半米儿’算不算在内？”
半米儿？
在黄花乡一个中年农民家里，我们问他：“您多大岁数了？”
“记不得了。”
“多大岁数都记不得？”我们以为他是有意的。
“记不得了么，忘了么！”他咧着嘴，嘻嘻笑着。
问他家有几亩地，一会儿说5亩，一会儿说9亩，再问家里有几口人，也说不清
楚。但言语却非常清晰，举止也没有任何反常的地方。
事后，当地干部告诉我们：“这人就是半米儿。在泾源，这种人不少。”
这“半米儿”不仅让我们感到迷惑，宁夏人也是如此。在旅馆里，一位银川农
机站的统计员就对我们说：“我们每年都到各县审核农机。发现这山区的人迷迷糊
糊，问什么也说不清楚。不知他们是有意的，还是真迷糊。”从银川派到这里搞科
技扶贫的韩副县长对我们说：“智力低下的人太多，究竟低下到什么程度算智残？
所以这里智力残疾的数字很难统计。在这里，有的人虽然‘呱’一点，但还有劳动
力，就没算进去。”
当地人管“傻”叫“呗”。
我们真想像不出，残疾与健全竟然到了无法区分的地步。
当我们追索“半米儿”的历史渊源时，无意中翻开了泾源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
页。
无论人们对做过陕甘总督的清朝名将左宗棠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评价，1877年
他在镇压了回民暴动之后，将陕西境内9800多回民囚禁在泾源县内这件事，却是一
种灭绝种族、贻害子孙的暴行。那时，泾源是一片茂盛的原始森林，以泾源的资源，
维持近1万人的生存并不成问题。但是，一个制约人的发展，顿挫人的欲望，消蚀人
的潜能的封闭环境从那时就开始形成了。尽管时光流逝，人世变迁，这里的人们再
也没能走出这有形与无形的囚禁之地……
狭小的生存空间，限制了人们的通婚圈，近亲结婚逐渐成为一种风俗，导致人
的遗传质量日益低劣。而这种低质量的人口又与日剧增，使资源日益贫乏，不能提
供生命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营养不良，又使人的智力体力同时退化。
封闭，阻隔了文明气息的渗透；贫穷，把人的欲望压缩在生存线上。在这样一
种环境里，人的潜能已不是用来改造环境，而只是消极地适应环境了。
悲剧就这样酿成了，一代一代的人，竟在他们自己也无知无觉中，走着一条退
化的路。我们在西部贫困地区的采访中，不断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在西部的一些贫
困地区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当今的文明潮流了。
传统的、封闭的、惰性的思维方式，几乎无所不在地限制着人们，阻碍着人们；
像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把西部贫困区的人们推入不断重复昨天的循环之中。
当历史陷入重复之后，人类前进的脚步就停止了。
很小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对祖国形成概念的时候，就知道祖国幅员辽阔。
在青海，我们乘坐的吉普车，穿越茫茫大草原；灰蒙蒙的苍穹之下，车行上百
公里不见人烟。寂寥的漫漫无际的草原，使我们对青海省每平方公里57人的事实有
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就是这海拔3300多米，除了草，生长不了任何其它植物的草原，也已被
铁丝网分割成一片片家家户户的牧场；即使这样贫瘠的地方，也已没有剩余的土地
留给新增的人口了。
在贵州，我们看到，山石之间，只有巴掌大的土窝窝，也被人们见缝插针地种
上了油菜花。人们告诉我们，这样的地，土只有半尺多厚，幸亏贵州天无三日晴。
否则，只要出上半天太阳，这点土就干透了。
——这就是西部，疆域辽阔的西部！这片土地，就像母亲一样，它不可谓不慷
慨。可是，母亲所有，毕竟有限！
暮色苍茫。一个瘦高的人影，沿着一拢拢青青的麦地，缓缓地走过来。走到田
角，他站住了，凝望着这片麦地，久久不动。他太熟悉这片土地了，从小，就在这
士疙瘩里打滚。他熟悉这土地的皱折，就像熟悉父亲额上的纹路。祖祖辈辈都生长
在这片土地上，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只是到了他这一辈，才离了
故土。他当了兵，复员后先是在农村当基层干部，以后又是乡长、镇长、县长……
当他沿着升迁的路越走越高，终于能俯视这片土地的时候，面对这片土地，他反而
惶惑了。他似乎不能理解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了。
40年前，西吉，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县，是有名的产粮区，号称“拉不完的西
吉”。那时，全县连一辆汽车都没有，靠着马车，把粮食拉到外县去。那时，人均
土地12亩，吃救济粮的只是个别人家。从1959年开始，由于人口的骤增，这里的粮
食不再给外县了。到现在，人口比1959年翻了1番还多，人均土地只有2亩了。现在，
县上修了宽敞的柏油马路，大大小小的汽车也得有几十辆了；可是，吃救济粮的却
是整村整组了。西吉，成了每年需要1000多万公斤返销粮和大量救济款的贫困县了。
为了生存，膨胀起来的人口更加无度地向这块本不肥沃的土地榨取资源。这片
黄土地，就像一个操劳过度的母亲，越来越憔淬；树被砍了，草被割了，最后，连
山上那层薄薄的草皮，也被作为燃料，铲得干干净净。
终于，母亲愤怒了；人们对她的掠夺，得到了加倍的报复。近10年来，这里生
态严重恶化，全县每年遭灾的面积都达40％以上。作为县长，他心里很清楚：如果
从现在将人口控制住，再经过几年兴修水利，全县粮食达到50％的自给还是有希望
的。但是，人口能控制住吗？
还是他当镇长的时候。一天，办公室的门“咚”的一声被推开了，一个农民，
将一个羊皮卷的包裹，气哼哼地放在他的桌上：“我家的返销粮被生产队扣了，大
人孩子都没得吃了，这娃儿我也不要了，送给你吧！”说罢，转身走了。
那一岁多的孩子，渐渐蹬开裹在身上的羊皮，丝毫不管镇长大人是否愿意听他
的哭叫，自管自地大放悲声！他走过去，才发现，这孩子的两只眼睛全烂了——什
么也看不见！
原来，这个农民一连生了6个孩子，照管不过来，就整天把一窝孩子扔在炕上，
让他们在炕上爬，炕上拉，炕上尿……最小的孩子因婴儿期不会翻身，脸部天天泡
在屎尿中引起感染，两眼失明。夫妇俩为这一窝孩子忙得交不上公粮，参加不了农
田水利建设。结果，被生产队扣掉了一家的返销粮。
这，农人不怕。他知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把孩子送给了镇长，又大模大样
地到生产队的羊圈里牵了一头羊，声言要到集上卖了养孩子……干部们无奈，经过
研究，补给了他返销粮，羊和孩子才算“完壁归赵”。
二茬村有个农民，一气生了4个孩子。叫他老婆去结扎，哭着闹着就是不肯。好
吧，罚款吧。超生一个罚200元。作为县长，他亲自去了。
“罚款？罚吧！我家就这一头毛驴，正巴不得你们牵走呢！不牵走，我还真没
东西喂它。”这位农民同县长摊牌了。
他没说假话。他家除了两眼土窑，也就算这头毛驴值钱了。那毛驴又自是瘦得
不像样子，打一巴掌，能倒退好几步……
县长无言了。他知道，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对这样的人，罚款不行，扣
返销粮也不行：罚款，没有！扣粮，又会饿死人，你怎么办？他10个8个地生，你非
但没一点儿辙，还得乖乖把返销粮送家去。
作为一县之长，他弄不清人们为什么如此短见。农业资源的贫乏，已经威胁着
人们的生存，而人们仍在无所顾忌地创造着那些可怜的新生命。这片贫瘠的土地，
难道真的要被人口的洪水吞没？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难道真的要葬入自己酿造的人
口悲剧中？
在麻尼寺沟乡的寺庄村采访，我们看到一个两岁的孩子：他上身穿着小棉袄，
下身光着，在村口玩泥。见到我们，他好奇地站起来，睁着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望
着我们。他站起来的一刹那，我们才发现，这孩子竟像孕妇一样，腆着个大肚子。
他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脖子，四肢也十分纤细——这种典型的营养不良的体征，我
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然而，在黄土高原，我们看到不少这样的孩子。这种营
养不良，常常导致孩子的智力低下。
贫穷，使人们漠视生命。人们不仅没有去设想他们创造出的这些后代的命运，
甚至连创造出这些后代之后自己命运面临的危机也没有去想。
在贫穷的生活中变得愚钝的人们，正在把繁衍后代——这个使人类社会得以延
续的神圣之举，变成一个累积危机的过程。
过去，不少人认为农村计划生育推广不开，是老百姓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
响。在西部贫困区，我们发现，全然不是如此！更多的人根本没有多子多福的渴望。
生育，已经成了不负有希望、责任，甚至不付诸人的理智的自然行为。人们不为创
造生命的过程而激动和欣喜，也不为酿造危机的过程而忧虑和哀痛。
人们对自己的命运麻木了。
王民村的杨国福，可算是穷了一辈子。解放前就扛长工活儿，解放时定的是
“苦大仇深的贫农”。解放后的几十年，一直是重点救济的对象。“文革”期间，
一位北京的干部下放到他那个县当县长。到他家走访，看到他家穷得竟连一只碗也
没有，只是在炕沿上挖4个窝儿，饭熟了，就盛到窝里，4个娃娃像小狼一样，趴在
上面狼吞虎咽地吃……县长潸然泪下，转过身去，把陪同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刮了一
顿：“解放这么多年了，苦大仇深的贫农还是这么苦，这是立场问题！阶级感情问
题！”革委会主任结结巴巴地解释：“您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
你们对人民的感情哪儿去了！”
革委会主任不吭气了，转眼吩咐人给杨国福家买来碗筷、被子和炕席，郑重地
对杨国福说：“这是政府对你的关怀！”
一个月后，县长又专门来看望杨国福，一进门就愣住了——那“关怀”，可结
结实实地被杨国福享用了：碗都打成了碎片，散落在地上，席子已被撕碎当柴火烧
了；棉被拆开了，棉絮都被杨国福用来给孩子们擦屁股了；孩子们又像小狼一样趴
在炕沿的黑窝窝前喝糊糊了……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县长，见到此情此景，只是仰天长叹一声，转过身，拖
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是啊，温暖，难道不是人人要追求的意境吗？那被褥，那碗
筷，难道不是温暖，不是构成人的生活所必需的吗？杨国福为什么要把这些都毁了
而要回到他那没有被子，不用碗筷的生活中去呢？他真地觉得那对他来说是更好的
生活吗？
其实，对杨国福来说，哪种生活更好，或许并不重要，他要顺从的只是习惯。
这能算个家吗？一家子除了4个男人以外，连个妇女儿童都没有！这家什么时候
都是冷冰冰的，没有笑声，也没有喃喃细语。祁老汉总琢磨着能给大儿子说个媳妇，
可因为他家穷，没有一个姑娘肯上门。
祁老汉苦啊！他脖子上那个足球大小的甲状腺瘤，沉甸甸地吊了几十年。在这
个山乡，这种地方病，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病患者的后代中，呆傻人很多。
祁老汉的3个儿子，只有大儿子是健全人，老二、老三都是呆傻人。
解放以后，政府在这个地区投放大量碘盐，使地方性甲状腺肿病得到了控制，
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看不到这种“大脖子”了。但由于患者大多丧失劳动
能力而他们的后代中呆傻人又较多，这个山乡一直未能摆脱贫穷的阴影。乡里2400
多户人家，能买得起化肥的不过1／4，全乡只有20来户人家有黑白电视，文盲在这
里占人口的70％。
由于山高天寒，山芋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一亩能收2000来斤。祁老汉一家，
就靠种山芋维持生活。
去年春天，县里实施星火计划，推广一种高产的山芋新品种，在不改变耕作条
件的情况下，产量比过去高出两三倍。
乡民政助理员小安是个热情颇高的小伙子，他真盼望连山芋也填不饱肚子的乡
亲们能换个活的样子。这个山芋新品种，使他看到了希望：产量提高两三倍，收入
就可以提高两三倍啊！
小安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骑车先奔祁老汉家。生活改善了，祁家老大的婚姻
也就不愁了！
没想到，祁老汉对小安的话无动于衷，只是闷头抽旱烟。小安以为他没听明白，
又把这新品种的好处说了一遍，这下祁老汉开腔了：“我不种新的，以前种的好着
啦！”
小安连忙解释：“新品种不用你花钱，县里早用扶贫款给咱们买下了，你只要
种上就行了。”
祁老汉仍然摇头。
“你先试着种一亩，就知道好处了！”
祁老汉这下干脆不说话了。他甚至觉得不屑于跟这个后生仔多费唇舌。
那个春天，小安和乡里的干部，不知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口舌，可是，应者
寥寥。
乡民们太习惯这种生活了。习惯于祖祖辈辈的因袭，习惯于重复昨天的日子。
一切陌生的东西，反而引起的是他们的不安，乃至被他们作为一种威胁予以拒绝。
他们没见过不同以往的新事物，以往的生活也没有能给他们以新的尝试的体验，这
样一种已成定态的心理机制不断把改变命运的机会排斥了。
记得在宁夏南部山区采访的时候，地区民政处老海同志望着漫漫的黄土高坡，
感慨万干：“这些年，为了改变这里的贫穷面貌，搞了多少工程啊！养兔工程，养
羊工程，引黄工程，种树种草工程，调庄移民工程……结果，都没见什么成效。”
一位从发达省区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当主席的领导同志和我们交谈时，也发出
同样的感叹：“这里的人们对旧式的生活那么一往情深，以至于领导层的决策，传
达下去之后，效应逐层衰减，最后便无声无息了。你的行政手段根本抵御不了那个
无形的力量。”
是啊，西部的停滞，无疑是多重因素复合效应的结果。但人们在长期的封闭环
境中形成的传统观念，畸形的心态，处处成为人们挣脱现状最隐形最可怕的羁绊。
——西部人民命运的转折，躲闪不开这个蕴藏着巨大能量的传统观念的挑战！
在西部，上至县长，下至农村基层干部，多少人，同我们谈过他们的抱负，他
们的苦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拯救西部贫困区的出路。然而，最触动
我们心绪的是蕴藏在贫困区人民中间那未曾泯灭的欲望，和被这欲望所驱使的孜孜
不倦的奋斗，这是一种希望，它犹如厚重的云层中射出的一道道耀眼的光束……
贵州。终日笼罩在阴雨中的瓮安县城，由于刚下过雨，街上泥泞一片。挑着担
子，背着箩筐的农民，木轮车、马车和喷着黑烟、震耳欲聋的手扶拖拉机，都从泥
泞不堪的街上走过。
走在城关镇那石子路的街道上，当地干部对我们说：“张强华一家是城关镇最
穷的。两口子都是残疾人，没有工作，还有一个十岁的孩子。现在，国家每月给他
们36元的救济。”
推开盲人张强华家的门，我们不禁一怔：多么简陋的家，一切都是破旧的，但
干净得一尘不染。在贫困区的漫漫行程中，我们看到，贫穷总是和肮脏连在一起；
我们真怀疑是不是走错了人家。
由于残疾，张强华夫妇俩都没有工作。除了国家给他们救济的36元外，张强华
的父母每月给他们20元。在这个与北京物价持平的县城里，他们就靠这56元维持一
家三口的生计。
孩子放学了。这是一个穿着干净整洁的十岁男孩，一进门，很有礼貌地冲我们
叫：“阿姨好！叔叔好！”然后，便趴在木板床上，认真地做作业了。
我们的视线被放在墙角的一个铝锅吸引了。这是一个上上下下被擦得锃亮的旧
锅，锅盖上面盖着一块干净的白纱布。我们掀开纱布，发现这锅盖中间已烂成了一
个大窟窿。
就在我们继续谈话的时候，孩子轻轻走过去，又用纱布把锅盖上那个洞盖上了，
然后继续做他的作业。这个小小的动作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么小的孩子，却有
这么强的自尊心，作为孩子的父母，两个文盲人，对孩子从小就塑造他自强自尊的
品格，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墙上贴着这孩子被评为优秀学生的奖状，孩子的父母，
一个看不见上面的字；一个是文盲，认不得上面的字，但他们却知道，这张纸对于
孩子是多么重要！这是荣誉，是孩子在人生路上迈出的可喜的第一步。因此，他们
把它挂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
张强华的妻子是个肢残人，她对我们说：“我们日子过得挺难，平日吃的就是
米饭拌辣椒。我们穷，别人看不起，我想的就是把日子过得像个人，自己要争口气。
我就指望孩子将来和我们不一样。”
这个双腿连自己的身躯也难以支撑的年轻女人，却支撑着这个家。
在这个简陋的小家里，我们感受到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渴求明天比今天活得
好，渴求子孙比自己活得好；正是这看来寻常的欲望，生发着那种不懈的奋争，神
圣的自尊，鼓舞着人在困苦的环境中改变命运的坚强信念。
珠藏区宋老汉家的茅草房，坐落在山坡上一片黄色的油菜花中，远远望去，颇
有些诗情画意。可当我们钻进那间草屋时，一时间竟怀疑走进原始人的窝棚，里面
漆黑一片。“有人吗？”我们问。过了多半晌，才有慢悠悠的声音答应着。顺着那
声音，我们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妇倚在灶边；在灶火闪烁的光线里，映着一张十
分苍老而憔悴的脸。老妇是宋老汉的老伴，见我们走进来，仍然一动不动。
这很难说是一间房子，确切地说，只是一间草棚。四根碗口粗的树干，支撑着
一个草顶，四壁是一排稀稀松松扎起来的烤烟杆，看上去像是一圈围起来的篱笆。
就在这间不避风雨的房子里，宋老汉的老伴得了风湿病，瘫痪了；两个孩子也
因病夭折，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
“他那儿子可出息了！这村里就出了他这么一个中专生，现在在区里工作。”
当地干部告诉我们。
草棚的一角有一架破木床，上面堆着一床发黑的硬梆梆的烂棉絮。木床上边的
半空中，架着几根木头，上面堆着厚厚的稻草。当地干部指着那堆稻草告诉我们：
“这就是宋老汉那秀才儿子睡的地方。”
晚上，我们结束了对山区的采访，回到珠藏区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宋老汉的
儿子宋福才。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制服，戴一副白边眼镜，看上去就像是搞社会调
查的大学生。
“真是一表人才啊！”我们不禁脱口而出。
我们很难把眼前这个英姿勃勃的小伙子同那间草屋，那架在半空的草铺，和那
披头散发的老妈妈联系起来。那天晚上，整个珠藏区停电，我们站在区政府漆黑一
片的院子里，同宋福才聊起来。他似乎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
“我真觉得不能再像祖祖辈辈那样活下去了。就想上学，读书，能挣扎出去。
家里穷成那个样子，你们也见到了。上学的时候，我常常饿着肚子读书，有时饿得
昏过去，醒过来接着看。后来考上了中专，学会计专业。今年毕业了，分到区政府
工作。每月拿64块钱工资。”我们知道，这对宋福才一家来说可是大事。
“你现在怎么看你的家呢？”
“我只有流泪。”宋福才哽咽着，“不过，我现在可以接济家里了，我每月的
工资，总算让父母吃到了豆腐，吃到了肉。毕业后，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帮家里盖起
一间房子！我已经积攒了一些炸地基的雷管和炸药，还要攒钱买砖瓦，一定要给家
里盖起一间能住的房子。”
星空之下，我们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一个削瘦的轮廓。但我们能感觉到隐
藏在这削瘦的躯体中的那种走向文明的执著，看到这一代人执意要告别贫穷，告别
愚昧的渴望与勇气。这是一种多么宝贵的精神的萌动，这之中，正预示着一个充满
希望的趋向：新一代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生命，投向知识，融入
文明。
夜深了，这个云南南部村庄的人们已经沉入梦乡。只有他，怎么也睡不着，一
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李殿友，你完了吗？
作为一个二等乙级残疾军人，回到家乡，村里人挺同情他，不让他干农活了；
只给他一项任务——看场院。他那双在部队修发动机，搞机械维修的手，现在就是
拿根树枝轰那些鸡。连那些鸡似乎也欺负他，总是咯咯叫着来骚扰他。越是到这种
境地，越是怕看人们那同情的目光——有时，人们的好意反而更伤人。
——李殿友，你完了吗？从此就让人养着过这种鸡下个蛋也舍下得吃，拿去换
盐的日子？也许，正是几年的部队的生活，把一个少丰变成了有血性的汉子。他决
定不再跟那些鸡作战了，让那些鸡见鬼去吧！虽然他脱下了军装，可他毕竟曾经是
战士。如果苟且地活着，不如死！
当初，当那个大发动机壳向他砸下来的时候，他的脚碎成17块，腰部3个关节挤
在一起；直到现在，两腿和腰部还打着钢钉。一个清楚的事实摆在他面前：干不了
农活了。但他有技术！当民政局长去看他的时候，他只提了一个要求——贷款550元。
用这笔钱，他买了一些修汽车的工具。村里人不认为他有什么能耐，没人找上门修
车。
不认？没关系，先免费修理。车修好了，人们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了；于是，他
开始修一次车收5元钱。有了一点积蓄，又买了一些工具，承包了两个乡的汽车修理，
修完了，还保修半年。就这样，他慢慢盖起了一座修理厂房，又在村里，第一个盖
起了钢筋水泥房。
生活变了，人们的目光也变了。同情的目光没有了，轻视的目光也没有了……
这时，他才觉着，自己真正像一个人一样活着了。
乡亲们谁买化肥没钱了，他把钱送去；一个农民的妻子得了急病，又是李殿友
掏的钱；村里的高压线断了，李殿友自己拿钱买了换上……在李殿友家宽敞的客厅
里，他对我们说：“我觉得，真情比钱更重要。”
乡亲们信任他，选他当副村长。他看到很多群众担心耕牛被盗，就组织民兵夜
间巡逻；为了使那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业余时间不去赌博，他带着他们从事各种文
体活动，公益劳动。他所在的永丰村，被评为自治州的文明村，他也被选为开远市
人民代表。
一个人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当他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时，也能改变周围一群人的
命运。
当我们与这片山岭连绵的大地告别时，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情涌上心头，是忧虑
还是留恋？
不久前，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数字：中国西南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国民
收入差异逐年增大，仅以辽宁和贵州两省的对比为例，1950年是1.8比1，而1986年
已是4.8比1了。有些专家认为，这种区域间的差距已到了危险的边缘。中国西部贫
困区的行程，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国东部与西部
贫困地区的分化，并不仅仅是贫富的分化，更深刻的分化是人的素质的分化。
在今天，西部贫困区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积蓄着它影响中国的能量。改变西
部贫困的战略，一次一次地制定，一轮一轮地实施；而这一切，最终只能通过西部
的人民，去变成改变现实的力量。
西部，需要的是知识的传播，文明的渗透；需要借助这文明之力，轰开人的闭
锁的精神之门。只有当人的渴求发展，渴求更好命运的欲望真正振作起来，振作到
不可遏止的时候，西部才有真正变革的生机。
也许，我们生存的这颗星球，用一种奇妙的对比，向人们暗示着什么：太平洋
彼岸的美国，也曾有一个荒蛮的西部，文明对那里的渗透，伴随的是血与火。那是
上个世纪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世纪，在这个世纪的末叶，中国将怎样把文明导入中
国西部的贫困区呢？
今天，我们的民族，在如此巨大的文明落差之间，将作如何的选择？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将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原载《三月风》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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