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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２３日，我在《深圳晚报》上写了一篇题为《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最后日子
》的文章，希望好心人能够给他一些捐助。一如我希望的那样，有几家医疗单位向
小路伸出援手。令人无比失望的是，我只收到两个人捐助的１５０元钱。

    手握汇款单，我的心是沉重的，我曾经写过失学儿童的报道，失忆女的报道，
也写过白血病人需要帮助的故事，收到的捐款最少也有几千元。然而，一个艾滋病
人希望捐助而得到的捐款实在是太少了，难道艾滋病人就真的不需要同情和帮助？
难道患上艾滋病的人都有着丑陋的灵魂？既然艾滋病是世界性的传染疾病，我们有
什么理由把憎恶和痛恨强加给那些不幸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身上呢？何况，就算男人
眠花宿柳易于染病，但那只是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中的一种方式。那些不幸因血液
或仅仅因为母亲有艾滋病毒的孩子成了罪恶的化身？

    我最担心的还是小路，我不知道他接到这笔钱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对
人们冷漠的仇视，还是对自己生命的绝望？当我打电话告诉他时，他出乎意料地表
现了少有的激动：“有一个人理解就是我的福分。”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我愿意
去做人体的活体试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预防艾滋病的长城，使更多的
人能够幸福生活。这是我为社会仅能做到的！”我相信，说这话时，小路一定是神
采飞扬的，一扫先前的病态和愁容。因为，他立志要做个重病在身却精神向上道德
高尚的好人。

    在我开始采访小路以来的日子里，我的朋友与同事当中，凡是知道我穷追不舍
地与一个艾滋病患者对话的人，都对我的举动很不理解。

    世界上的事情万万千，稀奇古怪的事情也是千千万。所以，当我讲述不吸毒、
不嫖娼的小路，患艾滋病的原因是帮助受伤工友时不慎受伤而感染。许多人不相信
这是事实，认为不是他骗了我就是我骗了他们。在他们看来，上帝弄出一个艾滋病
来，就是上帝要对坏人、恶人、淫棍荡妇的惩罚。而这种惩罚随着我和小路的深入
接触，渐渐地降临于我的身上：同事不再登门，好友不再相聚，仿佛我也成了一个
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

    我成了寂寞和孤独的囚徒。每天采访回来，我都把自己锁在小屋里，边听着采
访小路的录音带，边整理文稿。我终于明白小路的不幸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艾滋病
病毒携带者，更因为他在不多的生存时间里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是何等的沉重。而他
还希望自己活下去，还在不停地对抗艾滋病毒。

    一天，一位好友在街上遇见我说：“你整天去采访那些艾滋病人，就不怕自己
被染上，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心一紧，随即给防疫站的冯铁建医生打电话，他听后笑了，艾滋病主要是通
过血液、性交和母婴传染。我半信半疑，还是决定去做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把
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教师的母亲和做文学编辑的父亲，他们并不感到惊讶，只是父亲
问我：“你还决定继续采访吗？”我肯定地点了点头，父亲笑着说：“当一个好记
者不容易呀！不要怕舆论，不要怕压力，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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