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红土地的呼唤

    大别山南麓有一个红安县。
    红安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共和国的两位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就诞生在这里。建国后，从红安走出来的两
百多位功勋显赫的将军中，有两人任过全国人大长委会副委员长，有四人任过国务
院总理，有十人任过中央正副部长，有二十人任过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还有一百
八十多人担任过省级领导或授予少将以上的军衔。
    红安是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土地——
    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先后持续
的二十几年的战争中，全县遇难群众达十万之多，登记在册的烈士二千二百人。红
军长征时，每四名烈士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
    天台山、老君山、黄毛尖……到处是险峻绵亘的山峰，这里的每座山头都曾在
烈火中颤栗，它们用自己的胸膛挡过敌人的枪炮，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剧之歌。
    然而，大山却也有劣势。和平建设时期，它们隔断了山外的文明之声，固执地
把贫穷和愚昧挽留在自己的怀抱之中，致使红安这块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成
为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那是北京初夏的一个午后。
    李先念来到参加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北省代表团，他问起了家乡的情况，当
代表告诉他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时，李先念显然激动了：“家乡
好、家乡穷、老苏区穷，这是个普遍问题；井岗山穷、大别山穷、延安穷、洪湖也
穷。我们对老区人民是欠了帐的，可是，乡亲们没有报怨我们……”
    我在红安采访期间，听说了这样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张体学省长从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当时任国务院总
理李先念同志的电话：“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要给我拨两亿斤粮食，
家乡父老乡亲实在活得太艰难了。”李副总理更着急：“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拿
    不出两亿斤粮食，现在活得艰难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安县、一个湖北省！”红安
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他们作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外省重
载区。三百多位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一致投了庄严的赞同票。而当时，四十二万
红安儿女自己却在饥饿中挣扎着……
    这就是红安人！这就是红土地的精神！
    七里坪镇——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如今，当独联体已经将列宁的诞生地列宁
革勒又改为圣彼得堡时，这里的那所创办于一九三０年二月十八日的小学，依然高
挂着“列宁小学”的校牌。陈列室收藏着半个多世纪前列宁小学的国语课本——
    当时的苏维埃政府编写了这样的教材：“春风起，秋风凉，打倒富豪不交粮。”
“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他一生都为革命工作。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在他
的领导下完成的。”在这里，老赤卫队员记忆犹新，当他们第一次跨进列宁小学的
校门时，他们的父母像送子参军一样，为孩子们披红戴花。
    老区人民并非不懂得教育的重要，只是贫穷一直困扰着他们，使这里的教育处
境窘迫。
    就在离七里坪镇不远的花园畈乡马蹄山村，我们走进了学生郑红艳的家。
    两间进门要低头的矮墙土屋，已经年久失修。屋内，除了一张油漆剥落的旧桌
子，几张摇摇晃晃的板凳和一只木脸盆架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家具。可是，让人想
不到的是，墙上竟赫然贴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两年前，父亲不幸病故，他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家产，却留下了一千元的债。
    为了还债，母亲吴喜梅终日劳作，省吃俭用。在他们家，一年也难得吃到一回
沾油星的菜。哥哥正在上初中，每天一放学就跑去帮别人家放牛，为的是在农忙时
能借人家的牛耕耕地。
    郑红艳寒、暑假一天都不敢在家里呆，全在县城里帮人照看孩子，每学期几十
元的学费，就指望着两个假期靠自己去挣。
    

    “你会带孩子？”
    “开头不行，后来慢慢学会了。”
    “带一个月给多少钱？”
    “十七元。”
    吴喜梅红着眼圈，说：“两个孩子不讲吃不讲穿，就想着读书。成绩也好，哥
哥每回第一，红艳也是头几名。好几回，我想说：孩子，家里实在太穷了，你们就
莫念了……可话到喉头，我又说不出口……”
    是的，没有什么比孩子对读书的渴求更让人动心！
    盐店河村的秦罗庄，是一位上将的故乡。站在将军的旧居前，我的两眼在四处
寻找着，试图想寻找出这个一代名将的诞生地，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然而，我失
望了，我看到的依然是一个破旧的小山村。
    村民秦巨华的家就住在将军旧居的后门。六口之家。去年的全部收入是：三千
六百斤稻谷。油料卖了二百元，打小工挣了二百元，村里还给了二百元救济款。秦
巨华身上披着一件面子已经破了好些洞、裸露着发黑的棉絮的旧军棉袄。
    有人问：“老秦，这军棉袄是谁给的？”
    “这？听说是那年秦先楚将军回上兴集镇老家，见乡亲们过得艰难，专门从部
队调来的，十好几年了。”
    秦巨华的三个儿子， 除了老小在上小学， 大儿、二儿子都失学在家。我说：
“老秦，你家老大、老二怎么只读了三年，就不叫再读了？”
    “同志，不瞒你说，是叫穷逼的。我常年有病，孩子妈是个哑巴，老娘八十多
岁，这些年是年年欠债。老大、老二上学都是老师代垫的学费，到现在还欠了张老
师和刘老师一百多元没还。”
    秦巨华的哑巴妻子一会儿撩开自己的破衣烂衫让人看；一会儿又把人拉进里屋，
指着千疮百孔的蚊帐比划着，不知说些什么。
    村支书告诉我们，一九八九年初夏，将军回来过一次，当时，有人提出来让将
军开开口，请中央、省里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将军为难了，他说：“我们在外面当
领导，如果光顾着自己的家乡，有人会说闲话的。家乡要想真正富起来，还得靠乡
亲们自力更生。”有将军这番话，乡亲们谅解了。
    当年，秦罗庄同将军一起出去当红军的有近百名后生伢，几十年南北转战，都
相继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将军是唯一的幸存者。今天，看到家乡的人民还被贫穷
折磨着，将军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太湖县——也是地处大别山的腹地。
    群山起伏，沟壑纵横，自然条件恶劣，农民靠天吃饭。一九九０年，全县人均
收入只有一百二十六元，人均粮食一百七十四公斤，离国家规定的“人均收入三百
元、人均粮食三百公斤”的温饱线，还差着好大的一段距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都不能相信，这里至今仍有１０％的人家常年吃不上食
盐，只有在春节或农忙季节才能得到国家的一点救济盐。一位细心的记者在为桐山
乡中心小学的师生拍了一张合影后，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注意到：一百零六名学
生中竟有七十四名赤着脚站在冰冷刺骨的雪地里，许多孩子都只穿着一件极其单薄
而又破烂不勘的裤子，大腿却裸露在寒风中。孩子们没有一个不拖着长长的鼻涕，
那一双双皱裂的小脚被冻得通红，那一张张稚嫩的小脸被冻得乌紫，那一个个弱小
的身躯在寒风中立颤栗！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当中有几个穿过真正的袜子？又有
几个吃饱过一顿白花花的米饭呢？也许他们天天都在幻想着能有一小碟咸菜，幻想
着能有一件能遮寒的棉袄，幻想着能有一双温暖的棉鞋！也许，他们什么都不曾幻
想，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要读书’！”
    他叫李明林。
    两年前，妈妈不幸瘫痪。去年，才十四岁的姐姐又因病去世。白天爸爸要上山
种地，留下妈妈连口水都喝不上。为了照料妈妈，李明林不得不辍学回家，小小年
纪过早地分担了家庭的重担。他要洗衣、做饭、打柴，还要为妈妈端屎端尿。晚上，
本可以歇一歇了，可是，只要爸爸一进屋，他便拿起书本，举一支活把，托着疲惫
不堪的步子翻一座山，到邻家上学的小伙伴那儿去问字。他才九岁，他才只有九岁
啊！
    他叫胡为忠。
    那天，放学回家，只见屋里围着好些人，妈妈在失声痛哭着。他急了，一问，
才知道在城里拉人力车的爸爸让汽车给轧死了。爸爸死了，家里的生计无法维持。
妈妈说： “孩子， 你就别读书了，好吗？”他说：“不，我要读书！”妈妈说：
“下学期，妈实在拿不出学费了。”他苦着脸，想了想，说：“妈，我自己挣。”
学校放暑假，他开始打柴卖。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动身上山。近山的柴差
不多都打光了，他就到远山去打。一个暑假，他的双肩鼓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泡，
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开学那天，他带了一包硬币去交学费，可是数来数去，还差
八毛九分钱。他急得出了满头的汗，“哇”地一声哭了：“老师，你们就让我上吧，
不够的钱，我星期天再去打柴卖……”班主任也被感动得哭了，一把搂过胡为忠：
“可怜的孩子，你来上吧，不够的老师替你垫了。”
    他叫刘小山。
    生出来三个月，爸爸就去世了。妈妈拉扯着他，什么苦都受过。
    该上学了，他嚷着要上学。可那十几元的学费却把妈妈难住了，急得“巴嗒巴
嗒”直落泪。后来，妈妈变卖了家里的床板，送他上了学。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瞒着妈妈一个人到深山里打柴。那个星期天，北风凛
冽，天寒地冻。傍晚了，他没回来；天黑了，他还没回来。妈妈急了，去找村长，
村长一拍大腿，说；“坏了，可能要出事了。”村长带着全村乡亲们满山遍野地找，
终于，最后，在一个偏僻的山坡边上才找到了一根骨头和一本课本. 妈々撕心裂肺
地喊了声“我的儿啊我的儿”便昏死过去了。
    后来，妈々成了疯子，披头散发，见人就喊：“我的儿啊我的儿——”仅々一
个太湖县，去年就有五千二百九十四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这些将来有可能成
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孩子们，含泪离开了学校，汇进了文盲大军之中。
    去年“六一前夕，大别山鄂豫皖三个老区县（湖北省罗田县、河南省新县、安
徽省金寨县）的三位县长，联名发出了《全社会都来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的
呼吁：
    ……为了振兴山区的基础教育，我们这些山区贫困县一直是“勒紧裤带办教育”。
在财政状况十分艰难、党政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下，每年仍挤出一半的财政
收入投入教育。我们的口号是：“再穷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粥
少先让孩子喝”。但是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死。失学问题，仍然深々的困扰着我们
这些“地方官”。在目前情况下，县、乡两级政府尚无力全部免去这些失学孩子的
学习费用。看到这些老区人民的子弟含泪离开本该属于他们的校园，我们犹如一块
巨石压在心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怠误了儿童等于怠误了未来。为此，我
们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失学问题，共同伸出友爱之手，让贫困
地区的孩子与全国所有孩子一样，在社会主义阳光的沐浴下，幸福生活，健康成长
……
    李先念主席一次在接待来自家乡的县委书记时，曾十分感慨地说道：“早年时，
咱们山里人要是连有几个丰年，肚子里见了油水，就要搞名堂了，什么烧香修庙、
修坟积德；现在不兴这些了，可是现时有现时的善事，下点本钱，把学堂办好，就
是给后代积了大德。看这社会的潮流，不多喝几瓶墨水，将来怕是要连饭都吃不起
了……”
    我在翻阅《洪安县革命史》 时，看到这样一段文字：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
北伐攻击了汉口，在董必武等支持下，黄安县（即现在的红安县）党组织领导革命
知识分子夺取了黄安县教育局的领导权，成立教育委员会，领导全县教育改革：一
是废除私塾，兴办了学校和夜校；二是考核教师，淘汰不称职的私塾教师。1927年
初月18日，县教育局第一次检查全县教师，董必武定下了这次国语试题是做一篇作
文， 题目是《如何打破黄安县偏处山乡消息闭塞的局面？ 》，经过考试，那些教
“子曰”的私塾教师多被淘汰……
    我们呢？在过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也来考考怎么样？题目依然还是那个
题目：

    如何打破红安的封闭和落后？
    如何打破整个大别山的封闭和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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