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


　　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古老而现代的北京。仅仅是在两个小时前，我还站在黄土高原的中

川机场上，挤拥着我的是焦旱赤裸的山峁和满目的苍凉。


　　明媚和煦的三月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一切都显得不怎么和谐。


　　从首都机场开往城里的豪华型大巴的扬声器里，传来了《黄土高坡》，歌者唱得慷慨激

昂。我想，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必定没在黄土高坡住过，否则，她决不可能唱得这般潇

洒。


　　大街上行人匆匆。大巴在东单路口停住，一队穿着天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从车头鱼贯而

过。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不必为每学期几十元学杂费而发愁，不必为买一只文具盒或几本

课外书或一件什么玩具而忧心。在中国，他们称得上为幸运儿。


　　刚进家门，便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她责怪我为什么不能早几天回来，否则，可以赶上

她宝贝儿子的生日。她说，过生日那天，孩子爷爷送的那只蛋糕，是专门在一家四星级饭店

订的；姥姥送的玩具枪是托人从香港买来的……面对琳琅满目的礼品，儿子对她说：“妈

妈，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先挑哪件好？”


　　那几天，我老爱痴痴地望着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女儿发现了，便问我：“爸爸，你怎

么老盯着我？”


　　痴痴地望着女儿，心头老在琢磨着那个古老的命题－－什么叫命运？


　　生在北京楼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陕北窑洞土炕上的是陕北娃儿。对于命运的注

释，还有比这更通俗、更准确的吗？




         　　　　　　　　　　　　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



　　切诺基驶进了平果县新安乡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来，一大群孩子怯

生生却又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边指指点点着。


　　我的脑际闪过的第一缕思绪是：原来广西并非到处都是桂林山水，原来广西居然还有这

么贫困的地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小学校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

有八十人，交了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每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加学杂费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不过，我们

这里书本一般只买语文、算术、思想品德，像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都不买。不是

不想买，是买不起。”


　　“那这些副课都不上了？”


　　“只能这样。”王校长叹了口气。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家庭却

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同时有两三个孩子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还

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不通电。普查人

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

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我提议到几位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家看看。


　　农加学家原先住的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去年八月塌了，父子俩（农加学父亲农上

团因贫穷至今未娶，加学是他领养的）四处打“游击”，亲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刚刚帮他们

盖了一间木房子。


　　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两层，下层或养猪或养牛，上层住人。空荡荡的屋里四面透风，找

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钱的稍像样点的家具。农上团不过四十五岁，却满脸黝黑的皱纹，佝偻着

背。我问他去年的总收入，他掰着手指头算给我听：承包的两亩山地打了六百斤玉米，卖了

三只鸡得了十九元钱。


　　“除了这些再没其它的？”


　　农上团摇了摇头。


　　“六百斤玉米哪够吃一年？”


　　农上团说：“去年我们吃了三个月国家返销粮，修房子还借了四百元贷款。”


　　一旁的王校长告诉我，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来熬一锅粥，全

家人喝一天。说着，他走到锅台前，掀开锅盖，果然可见半锅结着嘎巴儿的玉米粥。


　　我说：“老农，你才四十五岁，正是干活的时候，农闲时可以到外头找点活干嘛。”


　　农上团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会，不会！再说，我走了，这个家怎

么办？房子叫谁看？”


　　我们又来到梁盛炳的家。建在山脚下的两间木房子，有一面连山墙都没有，用几张破竹

席围着。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着的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位孩子得的奖状。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八百斤玉米，加上乡里分给的五百斤返销粮，这才刚刚

开春，就已经快断粮了。三个儿子，老大念小学五年，老二念四年，老三九岁了，还在家失

学。


　　这时，老三躲藏在他父亲的身后，用一双惊奇的目光悄悄望着我们。


　　我对梁盛炳说：“老三都九岁了，得想想办法让他去念书。”


　　“念书是要紧，吃饱肚子比念书更要紧。老大、老二的学费已经够我发愁的了，老

三，”低声说，“实在是顾不上了。”


　　回来的路上，我问王校长：“你这一百二十九个学生，估计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还得二、三十名来不了，主要是女生。”


　　“为什么？”


　　“村民们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将来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一般女生念到四

年级、五年级就不让再念了（这里的小学是五年制）。”


　　我又问：“上学期四年级的女生，这学期几个没来？”


　　王校长说：“一共就七个女生，来报名的只有两个。”


　　“那五个就不来了？”


　　“每家我都去了，家里都说缺钱，负担不起。”


　　我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见见这五名已经流失的女学生。


　　屯子不大，王校长不一会儿便让人把她们喊来了。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王美爱，五个女孩儿站在我面前，显得有些拘谨。


　　她们当中最大的王美爱十四岁，最小的王笑荣才十一岁。早春二月，我穿着厚厚的羽绒

服，可她们没有一个穿毛衣或绒衣，都只穿着薄薄的单衣。


　　王校长在一旁插话：“刚才，听说北京来的记者要见见她们，她们都换上了最好的衣

服，这是过年过节穿的，平时舍不得穿。”


　　我问她们到过县城没有，她们都摇头。


　　我问她们坐过汽车没有，她们也摇头。


　　我问她们平时在家都干什么，梁红亮回答放牛，王笑荣回答上山砍柴，王雪莲回答打猪

菜，王英明回答砍柴，王美爱回答一边放牛一边砍柴。


　　我说：“叔叔给你们出一道题：你们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


　　王美爱想了想，低声说：“我想读书，可是家里没钱，爸爸说：‘没有饭吃，怎么读

书。’要是读书不要钱就好了。”


　　我再也问不下去了。


　　走前，我还到王笑荣的家看了看，她的父亲王安壮对我说，他的四个孩子都该上学，加

起来七八十元的学费实在负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让笑荣停学。


　　切诺基起动了，要走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又围了过来，村民们用漠然的目光望着

我们，算是送行。小车驶出了村口，将要拐弯时，蓦然，我看见那五位女孩子站在路旁，正

向我们招手。


　　“停下，停下！”我喊了起来。


　　还没待车轮停稳，我便跳下车，急迫地朝她们迎去。


　　女孩儿们显然是哭了一场，一个个眼角挂着泪花，用一种渴望而又充满着企盼的目光凝

望着我，她们的嘴角嗫嚅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是该安慰安慰她们？还是该鼓励鼓励她们？一时，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贫困，过几年一定会慢慢富起

来的”，却又止住了。要是她们说：“叔叔，过几年，我们就永远没有读书的机会了”，我

该如何回答？


　　我摇了摇头，分别握了握她们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抬头正眼看她们一下。我觉得我自

己，还有我们，都欠了这些山里孩子一笔债，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于是，便逃也似地回

到车上。


　　切诺基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我禁不住往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儿依然站在山

头，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雨中访瑶寨


　　到新民村瑶寨采访，得先坐车到海城乡，然后还得走十五里山路。


　　车上，陪同的团县委书记小梁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六十年代，一位大学生分配到平果

县，县里征求她意见：是留城关还是到海城？她琢磨了片刻，心想，海城顾名思义一定是建

在海边的一座小城，于是选择了海城。待她到海城一看，却原来是穷乡僻壤，后悔不已。


　　春雨潇潇，从县城到海城乡七十公里，汽车走了快三个小时。


　　出乡政府行不多远，便开始爬山。山道崎岖，且又下雨，极不好走。


　　乡教委办覃主任向我介绍全乡的教育情况。这个贫困县里的纯少数民族乡（全部为壮、

瑶族），学生的入学率仅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五。全乡八十三所小学，一个教学点一名教师的

就占了六十三所。其中离乡里最远的百潭村那定教学点，一名代课教师教了二十一名学生，

到乡里开次会，来回要走一百里公路。


　　走了两个多小时，出了一身汗，近中午，我们来到了这个寂静的瑶寨。


　　一排低矮的平房（三间教室），便是村小学。学校前的几株桃花不畏寒冷，开得正艳。

没想到的是，教室的窗户居然还贴出两幅鲜红的标语：“欢迎中国作家来我校采访”、“欢

迎县团委、教委领导来我校指导工作”。


　　我禁不住心头一热。


　　本想先找村长谈谈，覃主任说：“村长没有文化，村里的情况还不如黄校长知道的

多。”


　　黄校长介绍，新民村共有十个自然屯，人口一千一百三十八人。去年人均有粮不到九十

公斤，收入不足八十元。这几年地没增多，人口却添了不少，所以，人均粮食反而少了。这

里的山地，除了种种玉米，什么都不长。村民们想喂猪，可是人都吃不饱，猪吃什么？喂

羊，山上光有石头不长草。


　　贫穷使许多家庭交不起每学期五元的学杂费（这里的学费比其他学校少），全村一百五

十二名适龄儿童，只有九十九名能上学，入学率仅占百分之六十五。


　　来前，我在一份简报上看到，村里有三个孤儿卢秀金、卢兴海、卢兴兵，两年前父母相

继去世，留下姐弟三人相依为命。今年才十五岁的姐姐卢秀金，不得不用瘦弱的双肩过早地

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既当爹又当娘，没日没夜地干活。大弟弟卢兴海

该上学了，学杂费该怎么办？思来想去，她只好拆掉围房子用的木条当山柴卖了；待到小弟

弟卢兴兵也要上学时，她再也想不出办法，因为那些木条子已经差不多卖光了……


　　站在卢秀金家那间歪歪斜斜的茅草房前，真叫人担忧来一阵稍大一点儿的风，就会将它

掀倒。


　　屋里光线昏暗，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儿，赤着脚，穿一件脏兮兮的单衣，坐在灶前，正

冻得发抖。


　　黄校长用土话问了小男孩儿几句后，告诉我，他就是卢兴兵，他的姐姐和哥哥帮别人家

干活去了。


　　“他们还帮别人忙？”我有些纳闷。黄校长说：“可能是过去人家帮了他们忙；也有可

能他们借了别人粮食，用帮工交换。”


　　里屋是孩子们睡觉的地方，一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木床上铺着半领破草席，草席上堆

着几块黑乎乎的破棉絮，真想象不出姐弟仨是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夜的？


　　我的眼睛一阵酸涩。


　　我蹲下身子，拉过卢兴兵的手，问他：“兴兵，你想上学吗？”


　　卢兴兵木然地望着我。


　　“读书，想读书吗？”


　　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很快朝我点了点头，显然，这句话他听懂了。


　　我留下点钱，请黄校长代卢兴兵把学费交了，剩下的再帮他买点学习用品。


　　我唯一能尽到的只有这么点力量。


　　寨子里像这样的孤儿还有三个，半孤儿（父母一方在）六个。


　　我们走进一间间破旧的茅草房，无一不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阴雨翻飞，雨丝淋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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