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希望工程”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一九八九年三月就教育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我国有二点二亿文
盲；在全部二点二亿学生中，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读到小学，三分之一读到初中，再能读到高
中的不到三分之一；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五年。
而且，我国中小学生流失量近年仍呈上升趋势。据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九年三月发表的统
计数字，一九八八年全国普通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流失数达七百五十七点七万人，比一九
八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五，比一九八六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八
年，全国中小学流失生达三千七百多万名。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每年四百多万名流失生中，
有约一百多万名学生是由于家庭贫困而辍学的。这些不该成为文盲的孩子，涌进了本来就已
触目惊心的文盲大军。
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使我国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我国的在校生，比美、英、
法、日和前苏联等国在校生的总数还要多。由于绝对值大，尽管政府已经逐年增加教育投
资，但按人均计算就捉襟见肘了。以一九八八年为例，国家教育财政拔款三百二十一亿人民
币，加上其它渠道筹资一百零二亿，共计四百二十三亿，人均不足四十元。到一九九零年，
人均教育经费仍只有五十二元，约合十美元，而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经费
已以千美元计。
全国的平均水平尚且如此，至于那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全国目前由国家和
各省、自治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有三百七十九个，其中，国家重点扶持三百二十八个），基
础教育条件之差，则更加令人目不忍睹。
这是块久旱的土地，多少缺水的幼苗，正期待着雨露的滋润！
一九八九年三月，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少
先队工作委员会联合创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该会的宗旨是：争取
海内外关心中国青少年事业的团体、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促进中国青少年工作、社会教育、
科技、文化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祖国统一，促进国际青少年间的友好关
系，维护世界和平。
三月的北京，春天已经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赶来了。
徐永光、郗杰英、李宁、杨晓禹等工作人员，也是怀着一种急迫的心情，在描绘着基金
会这一刚刚出苞的新事物的蓝图。
为青少年服务，该作的工作太多了，应该先捡哪一件办？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在了同一个目标上：教育。
一阵热烈的议论过后，又陷入一阵冷静的思索。
徐永光站在窗前，久久地凝思着。忽然，他觉得一座座若隐若现的山峦在眼前晃动着。
像是大瑶山，不错，是大瑶山……
两年前，也是春寒料峭的三月。
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徐永光带领考察组，前往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考察。
每座大山都在向他们倾诉。
那一天，他们走进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共和村。站在村中心小学那几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前
（有两间的墙壁都塌掉一半），给人的感觉是这里好象刚刚被敌机轰炸过。寒风中，有些孩
子就站在稻草团里听课。
这个四千多人的村子，解放后还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有一年县里统考，全校二百五十
名学生中，语文、算术两门全科及格率为零，单科及格率仅为百分之四点八。
学校现存的教具只有两件：一只已经转不动的地球仪；一架珠子已掉了一多半的算盘。
前年，郗杰英曾作为中央国家机关赴吉林省讲师团副团长在吉林工作了一年。在贫困的
山区里调查，他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落后和群众对于教育的渴求。
有一次，到四平伊通县山区，正逢依耽乡的老百姓为在农村执教二十八年的老教师刘深
懋送葬。自发组成的三四千人队伍，长达五六里地。人们举着巨幅挽联，上书：
一本教案、一支卷烟、一片深情，五十一岁清白为人，一生何求多富贵；
两间茅屋、两千弟子、两袖清风，二十八年耕耘桃李，平身已是不贫穷。
与其说这是一幅挽联，不如说这是贫困山区的人民对教师的礼赞，对教育的呼唤……
李宁、杨晓禹也都曾经在基层工作过，在农村考察过。
就说不久前的那次太行山之行吧，越来越叫人感到沉重。
在桃木疙瘩村，面对那间已经是人走房空的破教室，纵然是铁石心肠，也禁不住潸然泪
下。
从韭菜山下来，张胜利、吕成山等十一名失学少年的哀求声一直在耳旁回响着：“叔
叔，我们想上学，我们想上学啊！”
……
四个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他们一致认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应救助贫困地区那数以百
万计的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
从春天来到了秋天。
十月三十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
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会，让千千万万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希
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这是一项
着眼未来、造福后代、发展我国基础教育的伟大工程。
“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是：一、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
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二、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三、为一些贫困
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希望工程”的近期目标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设立“希望
工程”助学基金，以提供助学金的方式，实现救助失学少年的目的。对少数确有培养前途，
而家庭又特别贫困的中小学生提供特别助学金，支持他们继续深造，直至中学、大学毕业。
在猎猎飘扬的旗帜上，写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信念：
中国只要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
蓝天下涌起一片爱潮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原先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刚成立时，知道它的人也是微乎其微。
然而，“希望工程”却使这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引来了中国乃
至世界的关注目光。
这里，每天都在发出同一种呼唤：
“请您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奉献一片爱心！”
“献上一分一角十分爱，助我百万贫困失学童！”
“挽救一个流失生，就是挽救一个未来；保住一个在校生，就是保住一个希望。”
深情、热切的呼唤，犹如一池吹皱的湖水，泛起层层浪花。
从全国各地、从海外汇来的一笔笔捐款，一封封信函，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基金会办公室主任顾晓今动情地对我说：“在基金会工作是幸福的，我们每天都沉浸在
爱的漩涡之中，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灵魂在受到净化。”
爱，是人类情感中最高级的一种情感；爱他人、被人爱，又被视为是人类文明程度的尺
度。
有人形容这里是一架感情的天平，爱在这里获得了最重的份量；
有人形容这里是一个检测站，时时在检测一个民族的素质……
同一个太阳 共献一片爱心
基金会宣传部的王宁，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五一幼儿园离休老医生李静，从报上得知“希望工程”的情况。
春节，孩子们带着孙子、孙女、外孙女回家看望老人来了。
李静把孙子李佳、孙女李蓓、外孙女刘扬扬叫到了身边，给他们讲贫困山区孩子的命
运，讲张胜利，讲卿远香。当她讲到卿远香失学后，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课本自学，
考试在考卷末尾写上“我想上学”时，他们都哭了。
末了，李静说：“往年，过春节奶奶都给你们压岁钱；今年，不打算给了。咱们把钱寄
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小朋友，让他们也上学好吗？”
李佳、李蓓、刘扬扬眼里含着泪花，异口同声地说：“好！”
李静把四十元钱送到基金会，基金会用这笔钱救助了河北省完县杨家台乡的齐二敏同
学。齐二敏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由于父亲双目失明，家庭生活难以维持，不幸失学。
六月二十六日，是李静的生日。老太太提前向儿子女儿打了招呼：“今年过生日，别给
我送什么东西了，你们想孝敬我，每人给点钱，我另有用场。”
李静把孩子们给的二百四十元钱，加上自己凑的四十元，共二百八十元，冒雨送到了基
金会。她对办公室主任顾晓今说：“我今年都六十七岁了，说不定哪天就突然死了。我想了
想，决定不每年交一次了，索性把齐二敏小学连初中的学费都交给你们。如果到时我不死，
齐二敏又有考上高中和大学的话，我再接着供养她。”
我来到了五一幼儿园，园领导给我介绍了这位老同志一件件感人事迹。离休十年来，她
义务治病三千多人，有些农村来的病人，吃、住全在她家，连药费她都包下来了。
每月离休工资二百多元，自己省吃俭用，花个四五十元，其余的差不多都用来接济别
人。人家称她是“四乐老太太”：助人为乐，以苦为乐，知足常乐，自己寻乐。
故事之二－－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著名儿童剧表演艺术家方菊芬，现在也已经是一名老太太了。
一九九零年三月，儿艺决定重排建院剧目《马兰花》，献给六一儿童节。
困难接连不断，特别是经费差了一多半。
那天，方菊芬无意间发现报上披露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的消息，两眼禁不住一
亮，她想：既然是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肯定是为青少年服务的。现在剧院排戏有困难，何不
去求他们助一臂之力？
儿艺的两位同志来到了基金会，接待她们的是基金部的李宁。
她们介绍了《马兰花》的重排情况，谈到了资金的不足，希望能得到基金会的援助。
李宁有些为难了，他说：“你们也是为了孩子，照理我们应该鼎力相助。可我们基金会
募捐来的钱，全是用来救助贫困地区那些上不起学的穷孩子的。”说着，李宁向他们介绍起
了“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
听着听着，那两位女同志落泪了，走时，她们说：“你们比我们更需要钱。我们不仅没
给你们什么支持，还找你们要钱来，实在是太惭愧了！”
回去后，她们向方菊芬汇报了“希望工程”，方菊芬坐不住了，连说两声：“实在是没
想到！实在是没想到！”
第二天，方菊芬在排练场向全体演员宣读了有关“希望工程”工程的材料，演员们的心
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一致向领导要求：《马兰花》上演后，连续义演五场，所得收入
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六月五日，崇文区育风小学千余学生来儿童艺术剧场观看《马兰花》，小观众们每人都
收到了一份宣传品，上面写着：“亲爱的小观众们：当你们坐在这宽敞、舒适的大厅里，静
静地等着演出开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还有许多与你们同年龄的小朋友，此刻正为不
能上学而苦恼。他们多想和你们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写字，可是他们不能像你
们这样无忧无虑地上学，因为他们生活在贫困地区……”
在演出前简短的捐赠仪式上，方菊芬代表儿艺全体艺术家将二百盘由儿艺音像出版社出
版发行的《孙敬修最后讲的故事》和英雄少年《赖宁》磁带，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转赠
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方菊芬表示，以后有机会，儿童艺术剧院一定把《马兰花》送到贫困
山区，让山区的孩子们与大城市的孩子们一样，也能享受更多的欢乐。
七月七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里，播音员用饱含激情的声音，播
送了“希望工程”的特写。
这边，基金会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有来了解情况的，有来打听地址的。一位听众在电
话里说，听了广播我仿佛看到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那瘦弱的身躯、愁苦的面容、渴求的目光，
让人心潮难平，感慨良多。
冯雪兰－－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北京丰台东铁营医院内科主治医生。她是在听到广播
后匆匆赶来的。
这位中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后，给自己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拿出一百元为人民
做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她曾经给唐山地震灾区寄过药，给老山前线汇过钱，接济过因生活困
难而无钱治病的农民……
冯雪兰含泪将一百元钱交给了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她说：“真没想到贫困地区还有那
么多的孩子，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二十元的学杂费而失学。我去年有病，家庭经济不很宽裕，
捐一百元太少了，只能帮助两名失学的孩子，实在不好意思……”
徐永光说：“冯医生，你不要小看自己捐的这一百元，它能使两名失学的孩子重新回到
自己的校园；它有可能使这两名孩子改变一生的命运，也许这两名孩子都能成为对人类有贡
献的工程师、科学家……”
全国政协委员、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研究员吴大观，同夫人华国一道，亲自送来了两千
元的捐款。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吴大观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出，希望国家狠抓国民教育，增加
教育经费，挽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据中国国情，想要全部由国家来解
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吴大观欣慰地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工程’独辟蹊径，走的是另一条路。一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千人、万人……大家都来关心那些失学的孩子，就将产生
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轻人，感谢你们，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前程的事
业！”
华声特种电器厂是一个以残疾青工为主的福利工厂，当职工们得知“希望工程”后，纷
纷要求捐款。
在悬挂着“赞希望工程，走希望之路”横幅的捐款仪式上，职工们坐着轮椅，架着拐杖
来了。二十六岁的残疾姑娘贺宁，因为要去医院做双腿矫形手术，特意委托厂长代捐二十元
钱，而她自己，每月不多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赡养老奶奶。王立梅捐了四十元，
在颁发捐赠证书时，她说：“这份荣誉我得亲自领。”坐在轮椅上，她硬是用了一分多钟依
靠双拐自信地站起来，全场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厂长李佩璋说：“社会给了残疾人很多爱，
我们应该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这一千一百多元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
也是一位残疾人，拄着双拐，差不多跑了半个北京城，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终于找到
基金会。工作人员忙迎上前，搀扶他坐下。
“我们家六口人，每人捐三元。”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十八元钱。
他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一家人过得十分艰难，加上所在的铝厂不景气，一个月要停
产半个月，日子更是难上加难。这十八元钱，是他春节期间替福利公司看大门挣得一笔辛苦
费。他说得很朴实：“能让贫困地区的小弟弟、小妹妹重返校园，将来成有用的人，我心里
很高兴。我的身体残疾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孩子成为‘文化残疾’人。”
他走了，坚决不留名字，只有双拐拄地发出的“嗒、嗒”声，在震撼着人们的心……
一枚枚闪光的镍币，一颗颗纯真的爱心。
工商银行荆门支行宏图分理处的两位同志，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将航空航天部
宏图飞机制造厂子弟小学少先队大队部送来的一堆足有五公斤重的钱币清理出来。
北京四通公司捐款一百万元；
云南玉溪烟厂捐款六十万元；
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捐款一百二十万元。
在基金会财务室的捐款收据存根上，还有一些落款处只是这样写着：
一名有良心的中国人；
一名郊区农民；
一个海军列兵；
一商店售货员；
一名退休老工人；
一位也曾失过学的小保姆；
请不要问我是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
说得真好！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面对艰难，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双肩担起！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出台。
随着“希望工程”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参与和支持“希望工程”的有识之士日益增
加。许许多多的捐赠人已不满足于间接的捐款资助，希望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失学少
年建立联系，给予定向资助。
江苏盐城八六一八九部队张继军给基金会来信建议：“希望由你们牵线搭桥，使每一个
愿帮助失学孩子的人找到自己想直接帮助的对象。这种做法容易使人产生成就感，也容易调
动人的积极性，并使捐助者在心灵上产生很大的慰籍。”
基金会的组织者们也清醒地看到，虽然两年来“希望工程”已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被救
助的失学儿童不过近四万人。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的失学儿童数，实在是微乎其微。要救助
千千万万个张胜利、江峰、卿远香那样的失学少年重返校园，必须动员更多的民众，人人奉
献一片爱心，携手共筑“希望工程”。于是他们决定开展一项“百万爱心行动”－－动员百
万人，救助百万失学少年！它的基本做法是，由每一个捐款者直接与被捐助者结成对子，直
接联系，直接支援。
四月十六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
报》等首都十五家新闻单位以及海外新闻机构，均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
从这一天开始，将要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的“百万爱心行动”拉开了帷幕。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又一次成为爱心融汇的热点……
4033879、4035547，基金会专设的两部热线电话，从上午九点开始便铃声不断。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吗？我是邮电工业总公司的……哦，不必问姓名了，就算是一
名普通职工吧。这样吧，我马上给你们汇去两百元，请帮助选一名失学的孩子，我包他小学
五年……”
“……我刚刚做了孩子的妈妈，我想以我刚出生三天的女儿的名义资助一名失学孩子，
最好是女孩子，我的小女儿叫欧阳李艟。我是这么想的，我们这个世界应该多一些爱，我想
从小培养女儿的爱心……”
“……基金会吗？这是广州的长途电话，对，我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我们的下一代需
要文化，将来的社会要靠他们出来竞争，我资助三名孩子，一包到底！”
“……感谢你们，你们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全家商量好了，救助一个孩子，以后
他（她）就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黑龙江、辽宁、江西、江苏……
工人、干部、军人、退休老人……
每个电话都急切地表达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为了孩子，为了未来，拿出一点钱，奉献一
份爱！
第一个赶到基金会捐款的是中医学院卫生管理系的青年教师刘新社，刚刚看到报纸便急
匆匆地赶来了。
他将二百元交给工作人员，说：“我老家在陕西，过去上学也是非常艰苦的。我救助一
名孩子，一方面是对失学孩子的一点心意，同时也是对家乡的一片心愿。我有个正在上小学
四年级的女儿，你们最好帮助选择一名失学的女孩，让她们结成对子，互相帮助，共同成
长！”
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退休老人，在儿媳和小孙儿的搀扶下，急切地赶到基金会，他说：
“看了报纸的领土完整和广告，我相信你们是真正为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办事的。这两千元
捐给‘希望工程’助学基金，不需结对子；这两百元是我小孙女捐的，她希望和一名失学的
女孩子交朋友，让她也了解了解贫困山区的小朋友是怎样生活、学习的。”
北京化工学院的一位老教师，找到基金会，交给工作人员一只信封便走了。大家打开信
封一看，里面竟是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老教师在留下的纸条中写道：“这是我父亲留下来
的唯一一件遗物，现赠给你们，以解失学少年的燃眉之急。”捧着这条沉甸甸的金项链，大
家像是捧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正在东海执行巡逻任务的海军无锡舰官兵，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水兵们
纷纷找到舰领导，要求捐款资助。
四月十七日晚，《人民日报》总编室的八位编辑，在编发第二天的“希望工程”专版
时，深深被稿件的内容所感动，当即捐款五百五十元，并向领导建议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为
“希望工程”捐款活动。
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五十多名职员，以集体名义申请救助边远地区一个班级的失学少
年。
《中国青年报》女记者马明洁到甘肃康乐县采访，见到了那位为了攒钱交学费而到砖窑
搬砖的小女孩马义梅，当即为她代交了全年的学费，并保证资助她念完小学、初中。
六月七日，星期天。北京广播电台经济台播出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特别节
目。
上午九时，节目开播不久，许多听众便赶到经济台专设的“百万爱心行动现场报名台”
前，要求捐资救助。
面对种种方兴未艾的义举，感慨之余，思绪禁不住纵横古今，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所表
现出来的民族凝聚力，每每令人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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