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之后，村长带着我们前往蔡家寨，那是紧临宜家寨的另一个蔡姓傈僳族山寨。
路上，几个打着赤脚，浑身上下似乎是用世界上最艳丽的天蓝色和红色包裹着
的妇女，尊敬地递给村长一个小锡盒。锡盒里装着一种褐黄色的烟丝和一些白色的
粉末，据说这种粉末是石灰。
几个妇女把烟丝和石灰一齐往嘴里送，不一会儿工夫，她们的嘴变成了血红色，
吐出的唾沫也是血红色。村长介绍说，傈僳族人从来不用牙刷和牙膏，烟丝和石灰
能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空闲的时候，城里人爱嚼泡泡糖，他们爱嚼石灰和烟丝。
我这才留意到，他们的牙色因为长年嚼这种东西已经变成黑红色了。
在蔡家寨村口，我们见到了正忙于搬运木料的吸毒者阿勇化名，阿勇脸色
有些灰灰的，个头不高，大约１。６０米左右，是那种矮墩结实的模样，自然少不
了一口黑红色的牙齿。
据说阿勇只有２０多岁，每天早、中、晚都吸食鸦片，比吃饭还勤。
已是黄昏时分，夕阳无限好。不远处的小溪流在逆光下，呈现出凝练简洁的线
条，波光粼粼。春天的风挟带着花香土味，扑面而来，几只近前的小羊羔“咩，咩，
咩”地叫着，奔跑着，跳跃着。大自然宁静安详得让人有微醺的感觉。此情此景，
似乎更适合与心爱的人一起散散步；或者三五好友，席地而坐，聊聊天，谈谈人生，
说说爱情。做点什么不好呢？可我偏偏将和一个吸毒者探讨毒品问题！当第一句采
访问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很煞风景。
“阿勇，你为什么要抽大烟鸦片？”
“干活很累的，干一天活，晚上回家后，腰酸背疼，抽一口大烟，就感觉好多
了。”
“大烟从哪儿买的？”
“缅甸。”
“那儿离这里远吗？”
“不远”，阿勇手一指“翻过那道山口就到了。”
顺着阿勇的手势，我看见不远处，马路的尽头，是一座绿树成荫的小山，难道
是那儿？怎么可能呢？
“你从家走到缅甸得多长时间？”
“也就一个小时吧。”
我尽量地保持镇定：“你一般去缅甸的什么地方买大烟？”
“那边多着呢，家家户户都种，他们种这个大烟就像我们这边种菜一样，到谁
家都能买得到。”
“价钱怎么样？”
“都一样，一两２００元，谁家都是这个价。你像我们到他们那边去，他们不
是用糖果、酒来招待，一见面就让我们抽几口大烟，慢慢熟悉了，没钱的时候，还
可以赊账，先把鸦片带回来，等有钱的时候再给他。”
“鸦片，你怎么带回来的？”
“往裤兜里，包包里或者箩筐里，随便哪儿一放，不就带回来了嘛！”
“没有人检查吗？”
“没有，你看这四周的山上，谁来检查？”
想象中，需要用最狡猾、最隐蔽的方式，需要通过各种纷繁复杂的手段，才能
从金三角带回的毒品，在这个边境小山寨的阿勇看来，就像从邻家大叔家里带回几
棵菜那么简单，采访中所得出的结论与固有观念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使我一时间
竟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怎么会是这样的？不应该的……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发现，其实，阿勇所知道的这些秘密在寨子里几乎妇孺
皆知，一位老汉还告诉我们一些更为详细的行情：一小瓶青霉素瓶白粉海洛因
１２０元，新鸦片每两８０元，老鸦片每两１５０元。听着一个地处偏远的农村老
大爷，娓娓道来毒品价格的行情，我不知道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我，早已
是心惊肉跳，既震撼，又痛心。眼前的山寨也似乎因此而失去了它明亮的色彩。
太阳完全落下山去了。车在山路上颠簸十多分钟后，村长带着我们来到阿勇说
的那个山口。山口其实是一个风丫口，丫口有两块碑，一块是铭刻中、英、缅三国
文字的“友谊碑”；另一块是刻 有中、缅文的４号界碑；丫口还有两条路通过，
一条是我们来时的路，另一条则是二战时期闻名世界，而今已废弃不用的“史迪感
公路”。
我下意识地绕着界碑转了转，忽然听到有人说：“朱记者，你已经踏上金三角
缅甸的土地了。”
“什么？”我本能地有了些惊恐。
我环顾四周，问自己：我真的站在这块遍布血腥的土地上了吗？太阳落山了，
没有阳光，但我没有看到罪恶！
“朱记者，你看看，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一种条件，怎么禁毒啊难度太大
了，禁不了，也堵不住呀！”第一次，我在村长的脸上看见了愁苦的神色，那神色，
让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据说，在云南的一些边境地区，吸毒人
员的多少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村长说，这些年情况好多了，政府禁毒的力度越来越大，全村现在只有１００
多个人吸毒，１９９３年以前，村里十五六岁以上的成年人，几乎人人抽鸦片，人
人吸毒，没办法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近毒者？非病即死！
暮色时分，天渐渐地黑下来，风有了些寒意。我们钻进小车，一步步远离金三
角，往腾冲县城赶去。尽管从丫口再往前，深入金三角地区并非难事，就像阿勇说
的，翻过那个山口就到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有纪律、有规定。我们得通过正规的
程序，办相关的手续，从海关出关，正正式式地去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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