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抉择


    谁不想走进青藏高原呢？皑皑的雪峰，纯净到了极致的蓝天，金碧辉煌的布达
拉宫，悠远神秘的藏传佛教……这一切都在诱惑世人去走近她，却领略那儿的壮美
与神奇。然而，又有多少人能撩起她的面纱呢？且不步说山高水险路漫漫，光是3000
多米或是更高的海拔高度引起的高原反应，就让很多人在畏惧中压抑着渴望与心动。

    考察前，首次徒步穿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学探险队队长高登义打电话找我，
“怎么样，你去一趟吧？”我说，“我是想去。”了解我的高登义立时就指出我底
气产足。可我又怎能做到底气足呢？

  　作为一个经常报道科学探险及其它科学新闻的记者，我是清楚高原反应的后果
的，轻则头痛、恶心，重则会犯肺水肿和脑水肿，抢救时稍有延误，就可能在抢救
的路上气绝身亡。这方面的例子并不鲜见。

  　不是害怕死亡，而是不忍心再让挚爱我的老母与妻子为我担惊受怕。我踏访过
南极大陆、远渡过南沙群岛、穿行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每回妻子都在家里忍受着
常人难以想象的焦灼与担忧。尤其是我赴南极的那段时间，浓浓的牵挂竟使妻子的
头发小块脱落，就像“鬼剃头”。我以前不相信李自成因为渡不过河而白了头，但
当我见到妻子的头皮时，我相信了。我回来了，我妻子的头发脱落处又长出新发，
依然秀发如前。如果我去西藏，很难说生命不像一缕轻烟，会随时飘散。我怎能再
让妻子为我担心，惶惶不安地过日子呢？何况我已向她许诺过，再也不做科学探险
采访了。我又怎能让70多岁高龄的老母提心吊胆，甚至承担突然的打击吗？要知道，
她是根本经爱不起的呀！

    不仅如此，我还担心自己年过五十，身体禁不住折腾，未到目的地就被迫飞回
北京。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去年国家测绘局组织记者去西藏采访，一记
者在那儿待了不到一天，就因高原反应而被迫乘飞机返回成都。我问他感觉如何，
他作如是回答：“甭提的，那儿空气稀薄简直没法待。”假使我也因身体吃不消而
中途返回，别人会不会笑我不知天高地厚，光顾逞强？果真到了这个地步，将是非
常难堪的。

    其实，当记者以来的二十多年间，我有过多次去西藏的机会，但都放弃了，最
主要的顾虑，怕承受不了高山反应。因此，我曾经下过断言，“去不了西藏恐怕会
是我永远的遗憾！”

    这一回，当机会再次来到身边时，我又犹豫了。确实，我有足够的理由不去。
但是，我不甘心，不甘心又与机遇失之交臂，不苦心自己陷在遗憾中。

    作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者之一的我，虽然掌握着有关大
峡谷的丰富的材料，却从未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做过探秘。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
只能被动的使用他人提供的材料写文章，而没有自己真实的感受，去坐在论道。因
此，这次我真的想涉足西藏，亲临大峡谷，完善自己对大峡谷从发现到亲历的过程。
觉得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大峡谷发现者之一”的称号。

  　不去的理由很充分，想去的愿望又特别强烈，于是我不停地给自己找理由：

    参加考察队的记者名额十分有限，想去的都得经过反复讨论才能批准。但我不
需要，因为我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却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者之一，加上我又有多
次参与科学探险的经验，考察队组委会的一位同志就声称，在这次赴藏探险上，张
继民是记者中唯一不需要讨论者。对我，他们显然开一个大大的绿灯。别人想去都
去不了，我为什么要白白放弃这个机会呢？

    我是有50岁了，但50岁有什么可担心的？参加考察队的，还有五个同志比我大，
最大的都有63岁了。他们都不怕，为什么我要怕？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杨逸畴也参加这次考察，而他有着严重的高原反应。90年代初，他去海拔只
有2000多米的四川松潘开会，结果因高原反应严重，呕吐不止，被送下山。后来，
他去不了青藏高原，但内心缠结着的对青岛高原的依恋使他无法放弃她：去不了海
拔高的地方，就去与其相关的海拔低的地方吧。于是，他又赴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
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再往南望去，便能看到巍巍昆仑。正是此种解不开的情
结，这次终究使杨逸畴不畏高原反应，决定再赴藏参加考察。

    杨逸畴尚且不惧，我为何要怕呢？一是我未去过西藏，身体不见得就不行；二
是万一有强烈的高原反应，被迫返回，也不是什么“无缘见江东父老”的事，重要
的在于参与嘛！

    抉择是艰难的，去与不去两种想法展开拉锯战。最终，去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

  　妻子是通情达理的，尽管她的心又将悬挂起来，但她没有阻拦我。

    参加考察需要进行心肺功能和肝功能的检查，合格者才能最终成行。当我看到
体验表上盖着的红红的“合格”二字时，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接下来的日子紧张而忙碌，临行前的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先是资料的准备。作为一名记者，必须搜集剪贴将要考察地区的地形地貌、风
土人情等有关资料，以备随时写出准确的探险考察报道，不仅论而有据，而且能开
阔思路。

    虽说已决定去了，但到我内心并不是没有担忧与动摇，因此思想上也得准备。
换句话说，叫进一步坚定信心。在得知我将赴西藏探险后，有的朋友开玩笑说：“
张继民，下次再见你时，是给你接风洗尘还是开追悼会？”玩笑是善意的，我对此
并不在乎，但它确实说明了探险的前途莫测。决心一下，我给自己加油鼓劲，便对
自己说：不管前方等待你的是什么，你都要勇敢的面对！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平常讲起这句话，总觉有点空和大的色彩，然而，对探险
考察者而言，强健的身体真的比什么都重要。记得1997年12月游张家界时，陪同我
的小我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都走不过我。常年锻炼增强了我的体质，但若想顺利
完成此次考察任务，我还得强化训练。为此，我每天都去离我家较近的玉渊潭公园
走一圈，或跑一圈。以前疾走需一个小时，后来我半个多小时就能走完全程。

    公园内两湖中间有很多连绵起伏的小山包，一二十米高，有的还挺陡，我不停
地爬上爬下，锻炼脚腕的灵活性，以使自己能经受住日后陡峭山路的挑战。自我设
计的一个月的强化训练使我的体质大大增强，并让我充满信心：我一定会成功！

    再就是时间上的准备。在我所在的国内部政文编辑室中，我担任着行政职务，
是主任。编辑室人手又少，我一走，大家的任务就更重。考虑到这一点，在临行前
的两个月中，我就尽量多带班，从早盯到晚，以减少其他同志日后的负担。按理，
考查前，我应集中精力准备资料，锻炼好身体，但作为编辑室负责人，我得为同志
们着想，不能过早地抛下编辑室的工作。

    出发日子一天天临近，家中的电话也益发的热闹，时时传递的亲朋好友的关心
与问候。我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但说实话，真的不喜欢这种要我千万注意安全的
叮嘱，这是对我的强刺激，让我意识到自己将要面临的危险。

    4月6日终于到来了，队友们相聚在北京南苑机场，虽然互相认识的并不多，但
彼此之间都很亲切，因为大家都不去想即将可能遇到的艰难与危险，而是怀着共同
的心愿：顺利完成科学探险考察任务，早日凯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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