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6)

　　自己能放相了以后，我照相的瘾头更大了。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天安门广场
夹道欢迎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我们班在天安门前排好队以后，带队的军代表见
我带着照相机，就安排我站在最前排。我瞄好了距离，对好了光圈和速度，紧张
地等待着。终于，迎宾的车队来了，同学们都挥舞起了两国的小国旗。有节奏地
欢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怕旁边同学的小旗挡了我
的镜头，于是，我就稍微蹲下一些，从镜头里瞄到天安门广场中间的国旗正好在
背景里，在贵宾的车经过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只觉得，在那一瞬间，离我最近的
周恩来总理还把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向我挥动了一下。我拍了一张以后，就下意识
地跟着车飞跑起来，想再接着拍。只听得身后有人大吼一声：“站住！”我吓得
立即停住了脚步。但手中还是不停地对着总理的背影又拍了两张。第二天，我放
出照片以后，拿给同学和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们看，大家都说我的照片比新华社记
者拍得棒。有人还拿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把那头版头条的大照片和我的照片
放在一起对比。

　　后来，我还在“十一”国庆节的夜晚，在天安门广场拍了放礼花的照片，也
挺漂亮的。我自认为是个当摄影记者的料，没想到12年以后，我还真的当上了国
家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不过，我12年后的摄影观念与当年已经大不一样了。

　　大约在夏天，我莫名其妙就被大家推选当了班里“复课闹革命”的领导成员。
其实，我只是帮着跑跑龙套。

　　我们组织过对原班主任的批判会。我们高三的同学已经20岁了，不会像低年
级同学那样动粗。虽然我们开会前还仔细准备了提纲，但是，会还是开得时断时
续。冷场时，有同学猛敲惊堂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有一个叫刘建南的同学，他是我们班上长得最帅的，高鼻梁、大眼睛、白皮
肤，像个外国人。他的父母都是老教师。“文革”前，他每次到我家，一进门，
见我父亲就是一个直角的大鞠躬，大声叫：“伯父好！”然后又对着我母亲一个
大鞠躬，叫：“伯母好！”在大院里，我们都管长辈叫叔叔阿姨的，我妈就说，
“哎呀，这孩子真懂礼貌。”我们俩还一起练过双杠、单杠和在沙坑里练前空翻。
有一次，我还被摔成了“椎间盘突出”，是我们班长侯红军找到一个酱油厂的工
人免费帮我捏好的。刘建南有个绝招——吹口哨，苏联歌曲吹得特别好听。他吹
口哨时嘴不动，有一次我们上公共汽车，他吹起了口哨，车上的人都不知是从谁
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看着大家东张西望地寻找声源，他仍得意洋洋地吹。

　　可能是大家看刘建南比较自由化一点，还是他惹了什么事，我也忘了，反正
班里开了一次“帮助”他的会。这天大家用课桌围成一圈，刘建南坐在中间，说
着说着他把椅子往后一靠，跷起二郎腿，嘴里蹦出一句：“×，咱们班没有一个
大傻B ！”

　　批判会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后来，当大家开始找工作了，
同学们互相告别时，大家不无感触地说：“还是刘建南说得对，咱们班没有一个
大傻B ！”如今又过了40年，我更觉得世间没有一个大傻B ，就像世间从来就没
有救世主一样。当然也有人不时犯傻，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权力过剩、金钱过剩的
过儿。

　　在地坛学拳练剑

　　虽然我妈是“摘帽右派”，我爸也因“右倾”被降职使用，而且他们翻案的
大字报就堂堂正正地贴在侨委大院里和王大人胡同的墙上，但在“文革”时不论
哪一派的群众都对我爸妈比较同情，没人来抄我们家。也有可能是我家三个男孩
子都长大了（我20岁、安弟17岁、安末15岁），又都学过武术，家里还有气枪，
没人敢来抄我们的家。所以“文革”对我们来说，还算是比较悠闲平静的。没事
时，我就在家里吹笛子，吹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我最喜欢吹的是《长征组歌》。

　　印象中我们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一般不参与大人们（哪怕是爹妈们）之间的政
治斗争。我们60号大院里的男孩子算起来有20多个，小的才七八岁，就我最大。
比我大的都是大学生或者有工作单位了。我们中学生和小学生整天都无所事事，
就寻思着哪里有好玩的。一天，叶德阳说地坛有一个姓马的老师傅正在收徒弟、
教武术。我们一大帮孩子听了很感兴趣，我马上决定带着大点的孩子去地坛见见
这个马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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