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节：相濡以沫的日子(6)

　　会开到高潮处，队长在台上手一挥，一声令下：“把耿xx拉上来！”我和另
一个同学以及其他几个老工人一起把他推了出去，老耿也很顺从。台上台下喊起
口号：“把耿xx痛打落水狗！”于是，我们押着他一路小跑往鱼塘走，来到鱼塘，
只见那鱼塘里的水深绿深绿的。我们要扔他的当儿，他对我说“轻点、轻点”，
我点点头。于是，我们没把他四脚朝天扔下去，而是把他的两条腿先扔下去。
“扑通”的一声，老耿在水里扑腾一下，很快就从鱼塘里站起来了。我看着一身
湿漉漉的老耿，身上还沾了几根水草，自己都觉得很荒唐。老耿也满不在乎地爬
上来，浑身湿漉漉地跟着喊口号的人群回到会场……

　　我后来在劳动中跟老耿有了更多接触，他平时沉默寡言，别人也不敢接近他，
但他是个干活的好手。有一次在山上砍坝，休息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破
砂轮片来磨刀，很快就把刀磨得亮亮的；磨好了以后，他又帮别人磨，不一会儿
他周围就围了一圈求他帮忙的人。我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我的刀实在太钝了，我
也厚着脸皮请老耿帮我磨，他也没推辞，老耿磨过的刀砍东西很锋利。

　　我心里对老耿至今仍感到歉疚。我此后时时以此警惕自己：不要再当政治运
动的打手了。

　　“痛打落水狗”之后，农场里打人现象越来越厉害了，甚至还有把批斗对象
往粪坑里扔的。我们同学常在星期天，走十多公里聚在一起交流消息，还商量着
到省里去反映这里的情况。

　　我家五口人分了五个地方

　　1969年4 月份时，我收到家里来信，说爸爸要到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下
乡劳动了。我爸是去打前站选址建校的，5 月就要下乡。我向农场领导申请回家
探亲，送我父亲下乡，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恰好同学林力也申请回家探亲，我
们就结伴同行。

　　从大勐龙到昆明，要坐三天半的汽车，一路上山路很险，汽车穿过原始森林，
林中的公路有无数的急转弯，而且基本上都是沙石路，路滑，沙尘又大。长途汽
车司机一般都很小心，一天只能走一二百公里，哪怕天不黑也要住店休息。我记
得我们在景洪、思茅、墨黑、扬武和昆明都住了店。一路上，经常可以见到胸前
缝着挺大的白布标牌的人，标牌上写着“炮派”、“反革命”等字样。这些人都
低着头，做着繁重的或者“卑贱”的体力劳动。从昆明坐火车到北京还要走三天。
车上很挤，我们是在半路上，有人下车了才找到了座位。车到武汉时，我们已经
坐得腿都肿了。趁火车停站，林力机灵地钻到卧铺车厢找到两个铺位。她占好了
铺位，然后把身子探出车窗向我招手，我立刻背上行李从站台跑过去，趁列车员
不注意，一纵身就从窗口爬了上去。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我的身手比现在还
要矫健，和如今的打工仔有得比。上车以后，我睡上铺，她睡中铺。睡了一晚，
到了北京，我们腿都消了肿。每逢说到这里，我的小朋友都并不关心我们的腿会
不会肿，而是问我们男女青年在这十天里有没有“情况”。没有，真的没有，我
们可都是男女分校的中学毕业的，很规矩的。而且我们都已经22岁了，思想很成
熟了，西双版纳的环境又那么艰苦，真的不敢考虑“个人问题”。即使后来我向
女同学“表示态度”，人家也是回答：“还没考虑。”

　　回到北京没几天，我的两个弟弟也都从各自工作的地方赶回了北京。我们一
家人到天安门照了相，然后我爸就去了江西。那是1969年“五一”劳动节之后的
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天安门广场上风沙很大。

　　从此，我们家五口人，从南到北分了五个地方，相去几千公里。

　　那时我小弟安末已自告奋勇地和几个同学到吉林省扶余县插队落户去了。虽
然才去了一个多月，但见面时他讲了很多见闻，尤其是讲到用他在北京学的针灸
之类的知识，给老乡们看好了病。讲起来特兴奋。一年没见，他已经长到将近一
米八的大个儿了，脸上胖嘟嘟的越来越像蒙古大汉了。我也讲了到西双版纳一年
多的很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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