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节:相濡以沫的日子(20) 那天跟我一起去砍竹子的老四川“何鸡母”后来告诉我:他们扛着竹子冒雨 出来时,看见整个山峡被一棵大树堵死了,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在树冠边砍开一 个洞才钻过来。 团医院离当地唯一的中学——农业中学不远,我们55个同学里有几个已调去 当老师。我的同班同学刘安阳来西双版纳一年多后得了胃出血,胃切除了三分之 二,那时也被调到农中当老师。我在住院养伤期间就天天去他那里。那时全国正 在准备招收工农兵上大学,上大学当然要参加考试。于是,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 复习功课。每天一起做“文革”前的高考复习题,做完一道题就立即相互对答案。 虽然我们已经有六年没摸过这些课本了,但重新拿起来,却觉得更加熟悉了。经 过在西双版纳的劳动,好像脑袋更清醒了。 刘安阳的父亲是我国有名的地质学家。上次回北京探亲时,我曾到他家去串 门。记得他家住在前海北沿12号,门前就对着什刹海,我和安阳游完泳以后,坐 在岸柳下和他父亲辩论。我们觉得通过上山下乡将来读书会更好,但他父亲认为 年纪大了对培养高精尖的学术人才很不利。那时我和安阳已经26岁了。 但没过多久就发生“白卷先生”事件,东北有个张铁生,考试时交了白卷反 而成了英雄。于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就取消了文化考试。能不能上大学,全凭 “群众推荐”,当然最终还得领导拍板。我和安阳那一次都没有能上大学。1977 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刘安阳和林力都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时候,他们已经 30岁了。 1973年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我妈交给我一封信,是廖承志伯伯写给北京积 水潭医院的一位日本医生的,请她帮我联系住院接手筋。在积水潭医院,医生给 我检查以后告诉我:手筋接不上了,只能动手术把指尖的筋抽下来固定在关节上。 在我住院动手术那段时间,认识了临床的北京郊区的一位很淳朴、壮实的小 伙子,他的右手被卷进铡草机里了。刚住进医院的时候,他情绪很低落,经常看 着自己失去右手的胳膊掉眼泪,但随着伤口渐渐痊愈,我们俩聊天聊得越来越投 机,情绪也渐渐恢复了。他是个朝气蓬勃,很乐观向上的人。 伤口痊愈以后,我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的第一个关节能吃上劲儿,但第二个 关节一碰就像触电似的发麻,好在食指的筋没有断,否则我就不能按相机快门了。 不过,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很强的,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尽管我的手筋和脚筋 都被刀割断过,但现在除了不能吹笛子以外,几乎什么都能做。 我和杨丽萍同台跳舞陈凯歌来蹭夜宵 1973年,上级决定把我们五营和六营还有一营宣传队的骨干抽调去团部宣传 队。我们队被调去的有八个小伙子。临别的前一晚,舞队的男一号,昆明知青余 建新躺在床上兴高采烈地讲着以后的打算,这傻小子完全没有意识到大家愁云惨 雾的心情。突然,张瞎子从床上跳起来,隔着蚊帐把余建新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余建新和张瞎子都哭了……第二天一清早,宣传队的二十多人都没有上工。送别 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有的人还哭了,我们帮他们背着行李,一直送到大勐龙 的团宣传队,帮他们铺好床才离开。 没过多久,我们五营宣传队就解散了。我和张瞎子把留下来的十来个男生和 女生安排到机务队、基建队。我被调去营里当青年干事。有时团宣传队需要我时, 我也去帮着排演节目。这里我要说一句,无论在营宣传队还是后来在团宣传队, 凡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我和张瞎子还有团宣传队的队长上海知青张洛敏都不论 出身全介绍他们入了团,前后有十多个。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除了参加打土坯、 上山砍柴的劳动以外,主要是做知青的工作,见闻很多留待后面再讲。 又过了半年,我也被调到团宣传队当队长,我的同学仲永和当副队长。团宣 传队虽然也是业余宣传队,但已经没有生产任务了。团宣传队在大勐龙街子旁的 山脚下,一个闹中取静的院子。东西是两排砖瓦房,北边是山,南边隔着一条土 路就是流入勐龙河的一条小溪。我见大家无论刮风、下雨、日头晒,在院子里练 功排练很不方便,便组织大家上山伐木盖练功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