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节：回城，成家(2)

　　我对广州的印象很好。城市干净整洁，东山的农林下路两侧都是高大的白玉
兰树，开花时，满大街都是清香的；那些西关人家，虽都是小门小户，但个顶个
儿的整洁，市民打扫卫生都是用水冲洗地板的；清洁工洗马路牙子，都是用刷子
刷的。在市区，基本上没有蚊子，我家住在泰康路的骑楼上，夏天的南风很爽，
晚上基本不用放蚊帐。可是有一天，我又发高烧了。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是感
冒，给我打针吃药，但是我仍然高烧不退。我告诉医生：“我可能是打摆子了。
在西双版纳的时候，我每年都打一次摆子。”医生给我化验，但始终没有发现疟
原虫。在我的要求下，医生给我打了奎宁针。很快，我的病就好了。后来，我爸
托南洋的亲戚给我买了一大瓶印度尼西亚产的奎宁片，我吃了很长时间以后，打
摆子的病就没有再犯了。

　　那时我的档案材料都放在派出所，居委会就找上门来，说我是党员，让我跟
泰康路第六街道办事处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支部里大部分是街道工厂退休的老
工人党员，大家每个星期轮流在各家过组织生活。我第一次去，是在一个老太太
家，她家住的是骑楼，她腿脚不好，上楼时是四脚四手地爬上去的，但她很硬朗
也很开朗，她房间里也特别干净。开会时，她们讲的话我基本上听不懂。大家就
在说话的时候，努力讲几个普通话的单词。

　　我父亲长期在汕头蹲点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家里就我一个人。有一
次大家到我家过组织生活。我家住三楼，楼层也比较高，所以在我家窗口可以看
到珠江一带的风景。我家的南风窗很大，基本上用不着吹电风扇，就很凉爽，大
家都很愿意到我家来。支部还有任务帮街道工厂做账务的整理和核对，他们经常
搬账本到我家来核对，说是来“叹南风窗”。

　　我回城以后，最当务之急就是搞一个暗房。正好我爸他们机关给派了两个木
工，帮我们的新家做家具。这两个木工都是归国华侨，他们的手艺比我们西双版
纳的知青的手艺可漂亮多了。他们做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捷克式家具，线条简洁，
轮廓分明。他们还帮我在客厅里隔了一个有五六平方米的储物间兼暗房。在做家
具的时候，我跟他们聊了华侨农场的情况，他们那里的情况要比我们西双版纳好
得多，但他们也有很多牢骚。

　　暗房搞好了之后，我在北京路买了一个五十多元的国产的放大机。我去西双
版纳时舅舅送给我的相机上的镜头已经发霉了，擦一擦还能当放大镜头用。我爸
在汕头托朋友买了公元厂生产的称斤卖的相纸边角料。于是我在家里放我家的老
相片。我自从离开家去了西双版纳之后，就对家里的老相片更加情有独钟，经常
打开我带去的相册来看。以前的相片都很小，这一次我把相片都放大了。我的放
大技术也逐渐成熟，我可以在红灯下看出这些边角料相纸的药膜涂布哪里不均匀，
以便裁纸的时候把它裁掉。

　　我在广州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父亲战友的孩子郭晓鸣、王江洲、郭练和他们的
朋友胡龙沙、徐力昕、李新民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大部分也都是刚从海
南岛的农场回城不久。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我家成了大家活动的据点
之一：一是因为我爸经常不在家；二是我家有一部26寸的德国产“德律风根”牌
的黑白电视机，是1973年，我八叔、八婶来探亲时送的。那时这名牌大电视在广
州还是独一份，不过它的制式和中国的不一样，郭晓鸣找到广州电视机厂的工程
师朋友来修了几次才搞好。我们常一起看足球赛，那时候，好像正转播世界杯的
比赛，看比赛的时候，只听得我们家里大呼小叫的，可热闹了。

　　郭晓鸣家也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比我小一岁，是属鼠的，所以他的外
号叫“老鼠”。他长得其实很英气的，眼睛大大的很有神气，腰板挺得直直的，
下巴中间有一颗痣，就比毛主席的痣偏了一点点儿。他爸叫郭凌，也曾是马共的，
后来回国在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郭叔叔和魏阿姨以及他们家的六个子女都很好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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