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节：回城，成家(8)

　　走后门当上了摄影记者

　　1978年，按中央的说法是“拨乱反正”的一年；按政府的说法是“百废待兴”
的一年；而民间的感觉是躁动的一年。全国上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加上他们的家
长，得有上亿人；再加上“文革”中因种种冤假错案被“清理”回乡的家庭；还
有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和边远的“三线”厂矿的国家干部及大学毕业生，
还得有数千万人，他们都在要求“落实政策”。其实他们共同的基本要求就是家
庭团聚、亲人团聚。而几亿农民的要求可能更简单，不过就是允许他们私人多养
两头猪、多养两只鸡，还有开放自由市场让他们能用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去
换回点食盐和日用品。我爸说：他在粤东农村参加工作队搞“基本路线教育”的
时候，曾邀请当地老农开座谈会。老农们也不怕领导“上纲上线”了，发牢骚说
：“我们都不会种地了，只有革委会主任会种地。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插秧，
他用大喇叭叫就行了。”

　　中央的人性化的政策还要等到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大局定下
来之后才能逐步出台，例如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知识青年回城的政策等等。但
是，由于社会政治的松动，人们都已经开始找回早已失去联系的老领导、老同事、
老同学、老战友甚至是老邻居，相互关照，相互安慰，互通信息，相濡以沫，借
用“四人帮”形容老干部的话叫“弹冠相庆，蠢蠢欲动”。那时候，再“愚忠”
的人也能看出来：中国不可能再那样下去了。除非是在“文革”造反中获得既得
利益或权利的人。

　　那时候，全国的机关、学校、工厂都在恢复工作，恢复生产，到处都在要人，
都在招工。正门不通，后门当然大行其道。不过，那时候的后门可不像现在这么
鬼鬼祟祟，又是红包，又是送礼的。当年走后门讲的是同病相惜，那可是理直气
壮的。

　　自从中侨委将改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恢复建制的消息传出以后，老侨委的干
部们就奔走相告，兴奋异常。他们自从江西的“五七干校”解散以后，就被分配
到全国各地了。有到广东、福建的，也有分到湖北、湖南、河北、江西的，老同
事久未谋面，见面以后，自然格外亲切。中国新闻社是侨务系统属下的国家通讯
社，“文革”中被合并到新华社了，如今恢复建制的主持者自然是老社长张帆和
吴江等人，他们都是老革命、老报人了。他们也是我爸的老战友、老同事。1958
年，我爸被打成“右倾分子”的罪状之一就是保护、包庇中新社的这些老同志的
右倾言行。所以，在中新社的重新筹建的过程中我爸曾向他们二位讲了我想进入
中新社广东分社当摄影记者的请求。我还去找了吴岳叔叔，他是原中新社电影部
的电影摄影师，是泰国归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侨委”。那时他已经从江
西“五七干校”分配到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当电影摄影师了。我爸在广州的时候，
曾带我去吴岳叔叔在海珠路的家里做客，并请他帮我点评影艺。我这次去，他带
我去正在筹建广东分社的社长张宝锵的家。张社长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报人，
是曾参与建国初期中新社建社的老人儿，他已经有60岁了，虽然很瘦，但精神矍
铄。张社长和吴岳叔叔是老同事了，他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并听了吴岳叔叔
向他推荐我加入中新社广东分社当摄影记者的介绍，还收下我带去的摄影作品。

　　好事多磨，我1979年4 月才正式进入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当上了摄影记者。
那时，我整整是32岁，我入行虽晚但正逢其时，那年头时兴“自我设计”，我是
打算把32岁当23岁来过，把耽误的青春追回来。我想做个有一技之长的人，不作
“万金油干部”，也不争“先进”。当然，不爬行政的阶梯肯定会受许多的委屈，
甚至有时候还要被迫“奋起抗争”一下，但我赔得起，咱别的长处没有，就是这
条命不值钱！我还相信：自古文章憎命达。

　　摄影记者的工作我羡慕已久，但是我的好朋友赵大军给我泼冷水：“安哥，
干了专业摄影的人往往就不喜欢照相了。”我说：“我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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