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节：蹲在“南风窗”见证80年代(10)

　　第二天，我的下巴肿了，同事问我怎么了。我说：“牙疼。”

　　因为我们单位是属于中央单位，那年冬天，我们分社五个没上过大学的同事
一起进京赶考。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在北京过冬天了。第二天一早，总社的车把
我们拉到西郊的八一中学去参加考试。无风的北京冬天，寒冷的空气把手、脸和
耳朵冻得像是有无数小针轻轻地扎着似的，人显得特精神，搓一搓手、抹一抹脸，
踏着路边的积雪跑一跑、跳一跳，不一会儿，浑身就都热了，手、脸和耳朵都红
了，真舒服，真想在街上跑两圈。八一中学的操场上已聚集了几百位应考者，我
看大部分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老三届”知青。考试正式开始，我相隔十七年又
走进了考场。但是这次我不像从前那么被动，那么紧张了，我很自信，答起题来
很流畅，思路很清晰。考试持续了两天，每天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共分四场。
每场两个小时。每场考完以后，我和总社的几个同事还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根据
回忆对答案。

　　那时候，我的弟妹（安弟的太太）曹小乔是北师大的文学系讲师，我回到家
以后，把整个文学试卷都给她复述了一遍。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莎士比亚《麦克
白》的故事梗概答成了《王子复仇记》的了。其实，《麦克白》我根本没看过。

　　结果我们分社五个来参加考试的人里，只有我一人通过了考试。成绩出来以
后，我的成绩在整个中新社通过考试的人里面也名列前几位。通过考试的人，每
人还发了一本《全国高级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统一考试》的合格证，是由中宣部
副部长郁文签名的大专水平的证书。从此，我成了名正言顺的记者，而更重要的
是，这些知识对我后来的工作和读书都打下了自学的基础。尤其是对我后来在实
践中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并做了一些梳理中国摄影史的工作打下了伏笔。

　　卖票租场子放幻灯

　　“夜生活”在80年代还是个很时髦的词儿，我记得广州最早的夜生活是在海
珠广场乘凉，拿着录音机，听邓丽君和徐小凤的歌，大街小巷都飘着港台的歌声。
那时候个体户开起了大排档，最热闹的大排档在中山五路的一个巷子里。印象最
深的是在南方大厦旁的珠江码头，有很多卖艇仔粥的小艇，艇上的炉子上熬着大
锅的粥，小桌上摆着配料。小艇上还插着幡旗。人们来到码头上，叫一个艇仔粥、
鱼片粥或者及第粥，艇上的伙计就会踏着岸边阶梯送上来。人少时，客人还能走
下去，坐在小艇上叹着江风品尝美味。

　　再后来，就有一些机关单位举办舞会，但舞会上跳舞的往往是五六十岁的老
人家。年轻人不会跳，只是站在旁边看。老人家跳的都是在50年代学的交谊舞。
他们的姿势很标准，虽然旋转腾挪略显吃力，但是他们布满沧桑的脸上还露着自
豪。再后来，广州的电影院开始有了一些歌舞厅，装上了那些迷幻色彩的灯光设
备，立体声的音响，甚至有了迪士高的音乐，但那时迪士高还不被政府主管部门
接受，加上音乐的声音很刺激，所以这些歌舞厅开了又被关，关的原因据说是
“资产阶级自由化”。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又悄悄地开了，我去采访之后才知道，
这些歌舞厅在白天开老人场，一些退休老干部喜欢跳舞，白天的老人场很热闹，
于是歌舞厅也就关不了了，晚上年轻人也就可以跳起迪士高了。我拍的照片经我
的同事沈宏菲编辑、配文，在《南风窗》杂志上登了对开两版。没过多久，沈宏
菲笑着告诉我，他的一个哥们儿指着照片上跳舞的老太太说：“嘿！那是我妈，
她天天去跳舞……”

　　1987年，第一次违反台湾“政府”戡乱时期法令，到中国大陆采访的台湾记
者李永得和徐璐，在广州被广州的记者围着采访。当问到他们此行印象最深的是
什么的时候，李永得说：“广州的西湖路灯光夜市很热闹，有些像台湾和香港的
夜市。”当内地，到处还刷着政治标语的时候，广州已经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王志平移民到法国了，他回国探亲的时候，带来很多在法国拍的风光小品，
他还告诉我：法国政府养作家和画家，但不养摄影家。国外的摄影家都要靠自己
卖照片版权生活，所以他在移民国外后生活很拮据。于是，我在广州帮他联系了
工艺美术公司的朋友，帮他在中山图书馆举行了一场幻灯会。我记得幻灯会是卖
票的，来了四五百人，工艺美术公司还从他的幻灯片中选了一套相片来做贺卡，
共付了3000块钱的稿费，他很开心。20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当年他离开广州时，
是我和我老婆清晨3 点多钟起床到白云路排队帮他买火车票回北京。我都把这事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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