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3 )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盘踞江东多年的江东大族,势力深厚,影响深远,因此 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又加上控制了吴国的官员仕进途径,他们的政治上升势头有 超过前者的趋势,这自然会破坏已有的政治平衡。 这种趋势自然不是孙权愿意见到的,相比较而言,孙权更愿意任用南渡北士, 因为南渡北士集团跟随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多年征战,与孙氏政权的关系正如 吕范所言,“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而江东大族久居江东,与 孙氏政权实质上仅是一种合作关系,孙氏政权借江东大族而建业图霸,江东大族 也借孙氏政权而扩充势力。南渡北士与江东大族,孰近孰远,孙权心中当然很清 楚。 再从经济上看,隐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东汉末年以来豪强地主的拿手好 戏,江东大族也不例外,“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吴国众所周知的事实。 不同的是,在吴国,江东大族超越制度过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行为,是得到孙 吴政权默许的。《世说新语?政事三》载会稽贺邵出任吴郡太守,遭吴中诸强轻 视愤而以“检校诸顾、陆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报复一事,及余嘉锡在《世说新 语笺注》中称:“人多离其本土,逃亡在外,辄为势家所藏匿,官不敢问”。皆 说明孙吴政权实际上是以默许江东大族私占人口、土地为条件,来获得江东大族 的支持。 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豪强地主占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对孙吴国家越 不利,因为本该入孙吴国库的租税转入大姓之门,本该为国家服徭役的编户转为 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强受益则国家受损,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看,孙 权打击势力日见扩大的江东大族实属必然。 陆逊之死就与此有关。马植杰先生曾指出,“孙权与陆逊两人的矛盾乃是君 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矛盾的体现”,此言诚然不差,但稍嫌笼统。事实上,夷陵之 战后陆逊集丞相、上大将军两职于一身,其威望在孙吴已经无以复加,不仅充当 了吴地江东大族中领袖人物的角色,在吴国政坛中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随着孙吴政权在江东的渐次巩固,江东世家大族在孙吴建国的过程中也如上 所论在经济、政治上得到了相应好处,但孙权的猜疑之心也与江东世家大族势力 的崛起在同时增长。出于孙吴皇权自身稳定的需要,孙权情愿依靠、重用在江东 毫无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植根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 必要时也会加以种种限制甚至打击。因此,孙权逼死陆逊,其矛头所指实为陆逊 身后的江东世家大族,是在孙吴政坛中达到巅峰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势力。这可以 说是陆逊被逼死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孙权虽对江东大族进行了重大打击,但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 之间却并未因此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这是因为,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根本利益并 未触及。江东大族凭借世袭领兵制等特权制度,仍然在地方上占有着大量劳动力 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吴国政坛的仕途通达依旧,只要假以时日,江东大 族势力必定会在吴国再次崛起。 三 三嗣主时期:面和与心背。 孙亮、孙休、孙皓统治时期,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有着多次调整,以 下分而述之。建兴元年(公元252 年),会稽王孙亮即位。此时距二宫之争不久, 江东大族刚遭重创,只能采取低调姿态,而宗室与南渡北士的势力则相对转盛。 当时辅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诸葛恪为首,“权疾困,召(诸葛) 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其中,孙弘、孙 峻为宗亲,诸葛恪、滕胤、吕据3 人为南渡北士,后来双方展开了一场血腥争斗, 诸葛恪杀孙弘,孙峻杀诸葛恪,孙峻死后由弟孙琳接掌大权,孙琳杀滕胤、吕据, 孙氏兄弟把持吴国内政直到孙休即位初期。这一时期,由于江东大族尚未从打击 中恢复,对孙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间的争斗明智地采取了旁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