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节:天上掉下的机遇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 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 佛经 翻译文学" ,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 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 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 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工夫。" 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 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 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米 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 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 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 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 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 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 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 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 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 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 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 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 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 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 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 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 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 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籍名, 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 看遍长安花" 。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 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 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 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 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 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 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 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 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 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 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 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 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 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 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 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 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 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 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 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 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 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 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 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 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 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 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 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 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 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生 经》一证,确凿之至!" 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 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 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 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 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 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 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 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