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第一个转折(二) 那时我就已发现写作既能拯救人又不需要什么投资,后来我总结少年时候之所 以写作是由于发现写作的诸多便利:第一,我发现很多书是未上大学的人士所写, 这给我一种信心;第二,写作不占用白天的干活时间,不会引来父母的责骂;第三, 写作投资不大,旧试卷和练习本,一支笔的投资即可,没有太大的风险。 听上去就不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吧。确实,我不清楚为了谁而写,我只知道写能 给我带来希望和憧憬的权利,抱着这样的念头写作势必到了纸上就成了呻吟或者哭 泣或者宣言。岂止是少年时代,逃避现实与追逐梦想仿佛与生俱来。所有为逃避所 做的工作,有别于母亲。毕竟我读了七八年书,在我认为,我是不需要老师的,我 自动学习,享受乐趣,并且我晓得从乡村里出道的作家有多少。少年的写作梦里, 作家不是什么头衔,那是逃脱乡村的手段,它将带我挣脱泥土的纠缠——蚕豆、麦 子和水桶的压迫,离开那讨厌的让人熏出眼泪的烧麦秆儿,和没有鱼和肉的四方桌。 我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在县里一家文学报上发表文章。后来,一个小伙子寄来 他的大作让我修改。他十八岁,并且准备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我一不做二不休, 一二三四五,列了十八条修改意见,狠狠心花了二角四分钱邮票给他寄回去,从此 以后这位小伙子给我写了三年的情书,我就帮他修改了三年。第四年他到我打工的 城市来找我,我们坐在马路边上探讨文学,这时一个骑自行车过路的裤兜里掉出了 一包烟。他迅速冲上去,拾了来,递给我说,烟。烟当然归他。他也不推辞,揣进 了口袋。 从此以后,他失去了让我修改情书的权利了,可能到了婚配的年龄,再谈这些 虚的不够刺激了吧。他转而把情书改寄给他们那边的一位卖鞋子的姑娘,用了三个 月的时间,十来块钱的邮票,十来块钱的信纸换来了脸蛋红扑扑的老婆,难怪他写 信对我说:人的付出与他的得到并不能扯平,有时付出十分汗水得不到一分的收获, 有时却又相反,“我的爱妻对我非常崇拜”。 他的话我表示赞同,他的婚姻我也表示祝福,像许多电影里的镜头,恭喜他, 起码是在纸上。 少年时代的我在边模仿边写作的生活里,将书主观上分成了五大类: 第一类像爷爷,古板、陈旧,注重章法、礼节和道德。爷爷们的书一般不是我 情愿读的,读之原因是没有别的书读,它是惟一的读物。在爷爷的屉柜里、爸爸的 床头,读的年代已早,十来岁开始的吧。后来我一看这样的书就头痛,在我的创作 过程中,它时时跳出来,带着冷笑嘲弄我,让我对自己产生怀疑。 第二类书像爸爸。你说他旧,他也有爱情;你说他新,他没有爱情的新的手段。 他再旧,立场却不动摇。它的结局总是坏人死,好人活,姑娘有人爱。这类老师指 定的要考试的读物,它从某种意义上阻碍扼杀了我放纵和大胆的思想。 第三类书像妈妈。她啰哩啰嗦,不厌其烦,要相夫教子,要勤奋好学,要学会 做人,把男人的心理摸透。 第四类书像哥哥。像隔壁邻居的哥哥,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我要制造炸弹, 我要做老大,我想说太阳从西边上来,我就要说太阳从西边上来。 还有一类书就像我自己。不专一要求别人专一,不上进假冒上进,不深沉故作 深沉,不漂亮自夸漂亮,无病呻吟。我见到它的时候大吃一惊,天哪!这不是我自 己吗?我的故事、我的语言、我的姿态、我的屁股和我的眼泪吗? 另有一类就不那么好形容了。它虎视眈眈盯着我,审视我,嘲笑我,挖掘我, 教我害臊,帮我引路;它离我很远,它洞察一切。我小时候偷铅笔、来月经时胆战 心惊;我偷看男生,它都知道但它不指名道姓;它给我留着面子,我不能对它反感。 因此,我常常拜访它,听它的教诲、批评和嘲笑,好在它不发出声来。好吧,老实 说吧,它就是《平凡的世界》。 我十七岁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一位作家的名字,得知他妻离子散,重病缠身。 我很想把麦子割完了就去找他,帮他洗衣服,为他蒸馒头,说我崇拜他。但最终麦 子割了,要种棉花,棉花栽下去要学缝纫了,缝纫学完就想去打工,这事就耽误下 来。有几次想鼓足勇气第二天动身,但没有路费也没有地址,还怕父母责骂。后来 听说他死了,哭了几天,想想我写作的欲望,再想这个创造奇迹的人,一个博大无 私的人,一个满腹文才的人,一个硕果累累的人,到最终落得贫病而死,还未来得 及听听赞誉,尤其是听听我的表白呀,这让我抱恨终生。 我的宿舍是厂里的旧仓库改用的,除了十几张双层床,什么也没有。我由于是 后来的,因此被分在靠门口的那张床的上铺,所以写东西就是一件难事。可是即使 是分在下铺,也不能享受到那张写字台啊,那上面放满了姑娘们的碗、盘和镜子。 于是,我到车间找了一张破损的板凳面,洗干净放到了自己的床上,然后坐下来, 把那条没腿的板凳横在自己的腿上写字。我在下班后的深夜,在别人逛街、打牌、 跳舞、玩乐的时候,趴在床上写那些认为能改变我命运的文字。那仍然是沿用少年 时的做法——写乡愁、写困惑、写周围的一切、写挥之不去的痛苦。无名的焦虑总 压迫着我,写东西是惟一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方式,否则,就产生罪恶感。我们活在 无奈的现实当中,没有音乐、美酒、没有时髦、理解和自由,没有百分之百的快乐 和希望。就是在这种极度喧闹的气氛下,在蚊子的叮咬中,在嘲弄和不信任的目光 下,在疲乏的夜里,我把心中的感受用笔记下来。 当所写的东西越堆越高的时候,我想到了发表。我无数次把那些誊写得工工整 整的文字,装在信封投进邮箱,无数次地期待邮递员给我带来好消息,可是好消息 从来没有从邮差的手中光临。 冬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向同屋的一位姐妹借了一套新衣服,抱着 用大白纸写的所谓的小说、散文进了一家日报社。看门的大爷问我找谁,我说找管 副刊的。大爷帮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告诉我,管副刊的不在。他还让“管副刊的” 办公室的人传话说,外面有人找,让那个“管副刊的”回来后下来一趟。于是我就 坐在门卫处等,等到要下班时,终于有一个人进了门,他说他就是副刊部的。 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问了一些问题,翻了翻我带来的稿子,然后从中挑 选一些留了下来,说看后会给我答复。然后我就出了门。 我在出门的时候频频回头,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从家里带些花生来看我,被我 们工厂的门卫挡在门外,从早上六点等到八点还不让进,而那个寒冷的星期天的早 上我在床上睡懒觉,起来后看到因在寒风中站得过久而脸色发僵的父亲时,我疯子 般地冲进门卫室的情景,我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很多年后,我想起日报社那个看 门的大爷让我见到了那位“管副刊的”编辑时,就充满了感激。 转年一个春天的中午,我记得这一天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三日,我吃过饭回车间, 发现一个办公室里围满了人。我刚一上楼,车间里的人全部朝我看,有的人喊出了 声音。尽管来城市一年之久,我仍然听不懂常州的方言。我的心跳加快,我以为我 做的衣服在哪个环节发生了错误。这样的事比较常见,因为每一批活的款式和做工 都有所不同,操作起来,也有区别,一旦发现工序有误,不仅要返工,而且要罚款。 我紧张极了,傻呆呆地希望有人来告诉我,我在哪个环节犯了错误。终于,我们的 车间主任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报纸上有你的文章。我赶紧冲过去,我看到 那张日报上加有“编者按”的散文《慈父的女儿》登在头条。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 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报纸上。 车间里仅有的一张报纸,从一工段传到四工段,从中午传到晚上,已经破烂不 堪。我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龄女孩围着,她们用热烈而羡慕的眼睛看着我,似乎也 看到了她们自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