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无比艰难的道歉（4 ）

    然而，宽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饭。宽容的道德边界，仅仅涵盖那些
真正的忏悔者，而对于有严重罪过的拒悔者，则应启动问责程序。这无非是一个
宽容和清算的二元方案：一方面对忏悔者给予最大宽容；一方面对拒悔者作进一
步清算，也即从历史伦理的角度进行追问、查证与审判，在确认真相的前提下判
决其有罪，并公示那些被遮蔽或美化的罪行。

    把忏悔者设为宽恕的目标，不仅要鼓励更为广泛的忏悔，促成强大的救赎与
自我救赎效应，更要建立强大的社会和解机制。只有这种建立在忏悔和宽容之上
的和解，才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坚固基石。红卫兵道歉提供了个人和解的范例，而
每一项个人和解的总和就能突破疑虑、恐惧和敌意，汇成民族和解的宽阔的道德
河流。

    正如文艺忏悔小组所演示的那样，忏悔者和宽恕者应当在和解的基础上，重
构社会正义和良知。我们已经被告知，只有借助这种反思和问责，才能建立以人
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共识，预防新一轮的加害与受伤。

    在上述忏悔/ 道歉机制的架构中，真相是推动忏悔的认知前提；忏悔是加害
者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道歉是忏悔的外在表达；宽恕是对忏悔的良善回应；清
算是针对拒悔者的必要程序；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共同追问和制度矫
正，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这六个严密的逻辑模块，构成了忏悔/ 道歉机器的
主体。如果忏悔事件能发育出这种完备的机制，那么，几名老红卫兵的道歉，就
不再是偶发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华夏民族自我救赎和涅槃的开端。

    原载《东方早报》2010年12月28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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