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红色账簿(35)
段祺瑞政府倒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上台执政。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来绞杀革命,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
低潮,革命者纷纷撤离。但李大钊没有走,因此才遭到张作霖的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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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兵营被捕的。
风声很紧,作为中共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李大钊已经预先有了准备,移住
到使馆区,那里会比较安全。此前也有人劝过他,碰上没文化的张作霖张大帅,
还是要找安全的地方避一避风头为好,被李大钊一笑置之。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李大钊的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出卖他的人名叫李渤海,曾是李大钊的
学生和秘书。李渤海在北京西交民巷散发革命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警察署
的侦探当场拘捕。严刑拷打之下,李渤海供出了老师和领导李大钊,以及其他革
命党人的藏匿之处。奉系政府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先掐灭北方的
革命火种。
一般描述李大钊被捕这段历史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军阀政府不顾国际公约、
悍然闯入外国使馆区,强行抓捕。一些文章在描写李大钊被捕的时候,闯入的军
警“荷枪实弹”,“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李大钊。这种说法主观意图是好
的,揭露了军阀的凶残,烘托了李大钊的英勇,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是不能擅自进入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的,尤其是不能携带武器进入。张作霖大帅虽然是个粗人,但为了抓几个人而公
然得罪所有的洋大人,他是没有这个魄力和胆量的。公然搜查外国使馆必将引起
各国列强的反对和干涉,如果走漏了风声,没有把握抓到人,或者找不到证据,
事情就更不好交差了。
因此,必要的外交手续一个都不能少。负责抓捕行动的京师警察厅以涉及国
际公法为名,不敢擅自做主,请示了当时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
也不愿意担此骂名,又把皮球直接踢到了张作霖的脚下。
此时张作霖已经铁心反共。更兼南方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兵势甚锐,张作
霖为求自保,必须先扑灭在北方的国共两党机关,消灭其地下活动,这个风险还
是值得一冒的。他指示安国军总部与驻华的美、法公使等洽商,并取得了外国使
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纳的谅解,同意搜查俄使馆,并在警察厅呈签的公文上
签字为凭,取得了法律上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安国军和京师警察厅联合行动,在1927年清明节的这一天出
动了军警三百余人,突然闯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等几个要害地区,搜查并抓捕
(确切地说是绑架)革命党人。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事端,这些军警一律穿着便衣,
并且不带武器。考虑更为周密的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携带灭火器具的消防队
人员,主要是怕革命党人放火烧毁文件及房屋,湮灭证据。
东交民巷俄国使馆房间颇多,地形复杂,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引导,一时间也
不会很快找到李大钊,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果然,在奸细的带领下,李大钊猝
不及防,很快就被抓住。李大钊身边就有一支小手枪,但他并没有使用。像他这
种身份的人,自然不能像街头混混那样徒劳挣扎,因此他态度从容地说:“我就
是李守常,也叫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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