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昨天中午发出的mail，当晚简局长做了回复，时间23点49。

　　面对一个诚意接受交谈的人，我多少还是感到了意外。在给他的mail中，我谈
到了良心问题，也隐隐透露了一种想法，即出版界的希望在于掌权又有愿望做事的
官员身上（我不知道自己诚恳的语气中是否有着一点嘲讽的意味）。联系现实，我
说到这些年来许多人为出版付出，但严格讲收效不大。究其根本，不取决于单个人
怎么想、怎么做，而在一种体制。最后，又做了这样一种表达：“不过，这不是值
得抱怨的地方，人重要的是能活得像自己，尽力而为吧。”——这话听起来有点像
给自己开脱或解嘲的意味，似乎不加此注解，容易令人产生怨天尤人的误解。

　　其实，何必要寻得一个陌生人的理解呢？也许，他第一封mail中那种不故意矜
持、做作的风格，多少对我产生了一点影响吧。

　　少壮派局长的名字叫简志峰，字面看来带着点精干的味道。在复函中他没有直
接回答我关于出版体制问题的那种期望，而是说，谈到出版，他对我所说的有同感，
以后可能会有许多话题可进行探讨。他讲了自己三年前做社长时的一种感受，说那
时真刀真枪地干，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工作，不像坐在上面隔靴搔痒。我理解，他似
乎感知了我心中那点阴郁的情绪，所以在给我传达着一种事在人为的讯息。不过，
那个“隔靴搔痒”是不是也透露了一种无奈呢？我其实不乏对客观的这种理解力，
置身“江湖”，一种庞大的体系织就的巨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哪层没有哪层需要
面对的问题呢？还是他后面所说的话，对我情绪有着一种缓冲作用。他说，“关于
出版的话题，我们才刚刚开始。顺便告诉你一个使人高兴的事，我们省即将成立出
版集团，我有可能会去”。

　　说到集团，这是一个当今最为敏感和微妙的触点。多少年来经济改革的深化，
始终未触及到出版领域。因为出版作为意识形态的范畴，没人可以随意介入。虽说
对出版社身份的认定一直解释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但“企业”的成分只存在
于自收自支，也就是说国家不负担你的生计，你要像企业一样为自己刨食、为国家
纳税，不像政府机关一样享受旱涝保收的公务员待遇；而“事业”的成分，则是党
的领导、国家审批的准入制度。换句话说，是有限的市场和无限的垄断。由此，前
两年一些省份成立出版集团，事实上完成的是一次政府官员的权力再分配，是一种
政府行为的“物理性”组阁，丝毫没有触及到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体制转换的神经，
不是真正意义上以资产为纽带进行的市场化重组与媾合。

　　集团与政府还是一回事，权与钱还在一个锅里。所以，当今存在着的集团，无
一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集体弱智”现象。然而，加入WTO 的事实，让客观充当了
一回助推改革的外力，因为市场规则一体化的要求，对外要逐步开放图书市场，不
管你是否愿意，出版业都再不能保持真空式的国家垄断了。所以，这在客观上就绷
紧了做一次像样调整以求发展的弦。现在，上面加紧了这方面的调研与探索，这样，
简志峰所言的“集团”才变成了一件有“高兴”成分的事。而他有可能去，就意味
着一种新的“充满激情”大业的序幕将从此拉开。

　　我似乎感到了他心中那种男儿血性的兴奋，由此反观自己，之前的“情绪”显
得有点小家子气了。想到这些，心中暗暗一笑，好像受到了他一点情绪的感染，久
积的闷气便随之消去许多。

　　我不知道我们的谈话怎么会一下就切入了这样一种主题，似乎原本该有的那些
门槛，竟没有横在该设置的地方，甚至“无心插柳”的交谈，竟换来了一种语意上
熟识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两天来忙的事情有点乱，主要是头绪纷繁。情感揪扯的事原已淡去，却又突然
被提起；一些很外围的工作也是一筹莫展，有点麻烦。总之，严肃有余。

　　昨天接到顾卓的电话，他谈起了江川。自从我和江川分开后，顾卓恐怕是唯一
同我俩都保持着联系的人。不过，顾卓与我似有着一种默契，那就是隔长不短打个
电话，或逢年过节问候一声，但从不碰触我与江川的伤心事。然而，昨天他突然提
到了这个话头，告诉我，江川现在情况不很好，生意虽然在做，但喝醉酒后就会变
得很伤感。他说，近来江川一直和他谈起我，一直在问，“林黎为什么非要和我分
开……”

　　我不知该说什么，这个太漫长的故事怎么简单面对呢？

　　许久，我对顾卓说：“我们之间的许多事你都知道，还需要我解释吗？”

　　顾卓一笑，语气中却流露着无奈：“不用。”

　　……

　　放不下的心乱，被一封来自北京商询能否两个月后借苇城召开一次全国编辑学
研讨会的信函截断了。

　　这又是一件棘手的事。全国会议想在地方开，本是一件好事。许多地方都争着
主办这样的会议，因为它能带来会议本身和会议之外的一些影响，更是一种联络感
情的方式。但会议由“学会”召集，问题就来了。众所周知，中国的行业协会或学
会，不像国外属一种真正的行业权威机构。人员的构成也不同，没有像样的经济支
撑。所以，我作为地方编辑学会的会长，如何调动资金给会议以支持呢？从名义上
讲，我兼职的这个“机构”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既无权也无钱，在官员们心
里实际上可有可无，干多了嫌你多事，干少了也没人想起，充其量作为一种“存在”

　　的名称符号而已。这次，北京主动提议，让我觉出了两难。

　　回绝无疑是非理性的一种选择，倘若某一天领导们因某种因由勾起了这个话题，
他会觉得你丢了他们的“脸面”，这么“大”的事不请示就敢自作主张，缺少一种
“政治”敏感和规矩；而正常请示，他们又不定多烦，认为你是在没事找事——一
些大的方面还等着钱用呢，你弄点不相干的事来干吗！

　　不过，我没有选择，请教了一下老局长闻汉声。他退休后受聘一家咨询公司做
老总，但还挂着编辑学会名誉会长的头衔。再说，他也是我一直心悦诚服的领导。

　　在他的建议下，决定通过出版协会联合给局里打报告。我心里期盼着，但愿事
情能有个说得过去的结果。

　　今天，总算把报告呈递上去了，给北京也回了话。对北京当然是从正面意义上，
讲一种程序的执行情况，同时表达一种承办的意向，这恐怕是一种必要的交代吧。

　　干完这件事，心里其实并不平顺。这两年苇城出版界业务气氛越来越淡，官场
气氛越来越浓，和领导的沟通越来越不得要领，以致所有的事情不知该如何决断与
选择，我的困惑越来越多。怎么会变成了这样，我不谙其义。只知道自己在不得已
中，已放弃了对风华社发展的一种主张，放弃了关于出版市场化的一种理念，放弃
了一种前瞻性的运作尝试，至于后面还将放弃什么？我不知道。

　　在一个最需要探讨尝试的变革时期，我不断放弃着一种置身其中的“存在与作
为”的意义。我想，自己是否也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下自己，比如像面对自己的情感
一样，去做一个守身如玉的旁观者呢？

　　想得有点烦。午休我第一次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不打算再接待任何人。多少
年来，这是从未有过的。我喜欢社里的上上下下有事随时可以推我的门，他们也知
道我从无午休的习惯，所以不分时候有事就进。有人说，到我办公室好像进出集市
似的，没什么顾忌。我倒也乐不得的，毕竟是同事，尽管是上下级也不必弄出那么
多的界限，办公室何需非弄得跟衙门似的？大家跟着我这些年，除了吃苦受累没得
什么好。不过，今天我想静一静，近一时期来，我的苦恼其实也影响着身边的许多
人，尽管我不说什么，但一件件事情难度的增加和夭折，干着事的人怎么会无所感
知？

　　电脑上玩了几把按常规排列组合的纸牌游戏，这种最简单的换脑方式正适合我。

　　不必太动脑子，只要注意力集中，偶尔来点大胆的切换腾挪，一般都过得去，
没什么难度。但今天怪了，连续失败，索性关了程序。想想，不知做什么好，便打
开邮箱，琢磨着干脆回那个简局长的邮件吧。他在mail中所说“教育出版”的话题，
还值得一聊。

　　这两天来，他始终是有应有答。昨天说在郊区开了一整天会，没时间交流，但
晚上还是发来邮件。谈到对风华这类教育出版社的看法，他说，就全国出版社系统
而言，教育社是受计划保护最多、日子普遍最好过的出版社，所以，一般都缺乏开
拓意识，出版理念落后，管理混乱，见不到什么好书，而自我感觉却很好。这就形
成了他的一种成见，有“一竿子打一船人”的味道。但是，北京见面时，听到我的
想法和情况介绍，让他有点暗暗吃惊，觉得教育社“出了个异类，想干事，能干事，
有想法，有激情，甚至还有点偏激”，他说“这在教育出版社的人中，实属罕见”，
这句话他用括号括着，是注解前一句的。我看着有点受刺激，心想，这个局长真够
刁的，话虽不错，但还是“一竿子”打了“一船人”。不过，他提出的关于按新课
程标准争取试验教材立项的事，倒是个值得说道的问题。

　　我写了这样的看法：各地情况不同，不必非挤独木桥不可。这件事的关键要权
衡自身的实际和可能性。目前各地都在为此玩命，甚至孤注一掷。关乎各自利益嘛，
群雄争霸自是无可厚非。但是，市场是否容得下那么多个版本呢？

　　我还对他说，据自己了解，一些教育大省在投入了上千万后，有的已感吃不消，
后面还面临投入培训的巨大资金需求的压力，作为有实力的教育出版社也是难以招
架的。当然更不必说混战中必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上不上项目，上什么
项目，一切都要视自身的实力与资本积累而定。依我看，目前情况下，若非觅得金
刚钻，避开太热的门类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取向，这样有利于形成差异互补，这在经
济学中被称为建立“比较优势”。借着说教材建设思路，我后面还谈了些关于出版
社建立多元经济格局，即通过资金、人力、智慧多重合作趋利避害的想法，以及关
于远虑与近忧的思考。

　　二月这最后一天，想来真够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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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袖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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