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昨天因江川的电话弄得整个上午心绪不宁，没干什么。说是放手了就把一切关
在了门外，不会再有任何牵挂，但这个电话，还是让我对“无动于衷”有种背叛的
心乱。

　　想起当初传统的浪漫约定，那是在北戴河看海。沙滩上有一群小孩子奔跑着放
风筝，我和江川拥坐在海边美轮美奂的夕阳下，看余晖写意的光晕在翻飞的风筝上
滑翔。孩子的指间也流动着迷魅的光影，夕阳把不舍的眷恋渲泄得如此生动、欢娱。
江川看着，禁不住说：“黎，以后，一辈子，你都要像那些牵着线头的小孩子一样，
永远不许松手。”

　　我靠着他，陶醉着：“我会让风筝飞得很高、很远的。”

　　江川笑了。

　　我扭过头，凝视着他问：“你——会飞走吗？”

　　江川把头贴近我的脸，说：“不会的，亲爱的。”他的神情纯挚而郑重，随即
认真地解释说：“风筝要是失去了牵动的线，那它就再也找不到飞的快感了，只能
是一种无目的的飘。”

　　我也笑了：“那我就牵着那根线不放喽——”

　　江川把我更紧地搂在怀里，口吻不容置疑：“这才像话！说定了，以后我们都
要用一生来接受飞和放线的快乐。要是你飞，我也会一直牵着那根线的！”

　　我们像一对不谙世事的傻小孩，相拥着，拉勾为誓。在我们的心里，以为誓言
可以持续到永远。

　　其实，要说我对江川的信任，那也是因为江川的阅历让我信服。他初中毕业后，
像所有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去了兵团。在我的概念中，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可
说一生难忘，那经历也就会刻在记忆中，不能被轻易地磨灭掉。而兵团在我看来还
与下乡略有不同，那里似乎有更强的一种团体感，有些部队的影子，因而也聚集着
更多青春勃发的苦乐豪情。我比他们略小几岁，但心里一直自以为是同龄人。的确，
小我几岁的人，在生活观念以及许多方面都与我确有着不少差异。在我当编辑之后，
一些作者朋友中，竟有很多也是下过乡或到过兵团的人。我对这一个群体，不知为
何就是有着一种天然的好感。

　　但是，生活变得实在太快了，那纯真的浪漫也太遥远了……

　　场景推移到海南，那是我和点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探亲。

　　点点将近6 岁，到了秋天就该上小学了。江川说春节正忙不能回家团圆，于是，
执意要我带孩子去那里度个无忧无虑的假期。那时，正是他辉煌鼎盛的时期。

　　海南是个迷人的地方，迥异于北方的风景以及热带植物，还有渔民独特的水榭、
竹屋以及三亚细如绸缎的白沙滩和碧透的海水，让女儿开心不已。她赤脚沿着海边
奔跑，时常被海星、贝壳吸引，玩得忘乎所以。我没有想到，她甚至敢抓着张牙舞
爪的大龙虾的剑须，大胆地欣赏着那硬壳的家伙威胁地拍动尾翼，发出竹板敲击的
示威之声。那一个月中，江川尽量让我们转遍了海岛，女儿清脆的笑声便荡漾在澄
澈无尘的空气中。

　　但是，一个月中，江川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和无休止的应酬，让我也几近疲惫。
海口的夜是特别的，华灯初上的喧闹过后，至入夜时分，生活才真正开始。那些生
意上的“伙伴”以宵夜为名，坚持要拜望我这个“嫂夫人”或者“弟妹”，其排场
可以称得上大手笔。我不习惯那样一种应景似的奢靡与浮华，看着一瓶一瓶XO在豪
放的话语中被消耗着，我总觉自己也变成了别人拜托生意的一个噱头。江川谈笑风
生中依旧不忘对我的细微关照，看在眼里的人们便愈加恭维江老板的至情至性以及
我“命里自带的高雅”。那样的时刻，我不知说什么，心里一直惦记的反倒是女儿，
总想着快快逃离。

　　毕竟，女儿是不会被带到那样一种“社交场合”的。我不能回回拒绝因我造出
的由头，她便只得交由秘书带，照看晚间睡觉。可是，我一直不太放心那个眼睛里
总含着异样神情的年轻女人，总有不安让我神经紧绷。江川无大不可地安慰着说：
“她人不错，四川小地方出来的，是个苦命的孩子。别太介意了。”我不能说什么。
但是有一天，公司负责财务的另外一个女人，不知为何与江川发生争吵，甚至叫着
板，让我很不舒服。随后，我便看到了两个互不说话的女人，彼此眼中射出的那道
仇视的剑光。

　　我带点点离开海南的那天，江川驱车送我俩到机场。安检过后，机场总调度室
却播报了飞机延误的通告。江川和我们娘俩隔着一幕玻璃墙，彼此却听不到相互在
说的话。那一刻，一种喻示划开我拥塞胀满的心，女儿不安地叫着“爸爸”，想要
出去，而我觉得自己从这一刻真的是失去了什么，不听话的眼泪竟簌簌地掉落下来
……

　　电话铃响。心思的游移不定，让自己好一会儿不知身在何处。少顷，传来杂志
约稿的催促，暂时切割了我紊乱的头绪，思维被画上一个休止符。

　　赶紧收心，静了约两个时辰，在晚些时候，我开始动笔写。

　　近些天来，出版改革的探讨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预热阶段，人们胆子突然放
大了起来，有点像90年代初经济改革陷入困窘而后豁然开朗一样，这次却是涉及意
识形态这个最后的堡垒。如何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变革，说法自然很多，阻力大也可
想而知。从身边沉闷的气氛中，我能体会到权与钱分离是对多少要员构成了难割难
舍的欲望纠扯。阻滞是避不可免的。署里的一位领导已讲了多次，但推进显然还有
一个艰苦的过程。我无法介入这样敏感的讨论之中，便选了一个有关市场化进程中
借资、借力、借智慧以谋求发展的实务问题。晚间用邮件方式传了过去。

　　今天，早晨起来后，我不想再分心，打定主意要先给那个锁定在谈话圈子的简
志峰局长回信。昨晚临睡前，发现他的邮件已候读多时。

　　坐在电脑前，琢磨着他信中谈到的问题，心里忽然觉得事情有些意思，那个隔
着电脑与我面对的人，怎么身上会有一种令人“眼生”的张力呢？话题一下切入到
最关注的点上，还每每让人不能懈怠。

　　我又看了遍他的邮件。简志峰说，近期国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有一个观点，
就是提出了“出版改革要向经济改革借鉴什么”的问题。他说，希望听到我的见解。

　　我觉得，他对此恐怕早有了自己的想法，但我显然不能因此就草率言之。那么，
就不妨借着经济学带给自己的眼界和观察，进行一点有效的交流吧。

　　一改以往直接打开邮箱随机写些看法的习惯，而是打开了word文档，不准备让
邮箱通常设定的时间限制或网路的不稳定来挤压自己思维的正常流动。严格讲，这
种从未有过的“灵机一动”，让我竟感到了一点快意。一段时间来，不管是对什么，
我都已很少再有这样的兴致了，特别是泛泛扯淡就更觉无益。但是，也许是他触及
的话题都在敏感点上吧，干不了事的压抑似乎一下获得了一个小小的释放口，下意
识觉得，应该把这样一些思想的记录留存下来。

　　我跟他谈了自己的几方面考虑，诸如，经济改革当初是摸着石头过河，结局有
不确定性，而今我们已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努力避免行为的非理性和操作上
的简单化；改革的目的是激活经济，在效益与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点，由此，造就奇
迹的同时，也要给更大多数人希望和安全感，所谓顾及成本与收益的比率，等等。
最后我说，出版改革显然与当初经济改革面临的情况已经不同了。现在人们已无须
再争论要不要改革，而是纠缠在怎样改和改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无疑，这次会更
深的触及权力与利益再分配这一痛点，所以在意识层面上，也会因观念和利益识别
的差异而发生不同步与不均衡的情况。但是，改革的关键在“体制”这一要点上，
这与经济改革没有区别。

　　与简志峰的交谈，不觉间似有点像熟人间的交流了，这让自己吃惊，也始料不
及。话一出口便说得如此大胆、无所顾忌，似也超出了自己近期应有的一种心理状
态。而更没芥蒂的是，信的末尾，我还提出了一个纯私人性的请求：“再回mail时
台头直接写名字吧，私下里我习惯直呼其名的方式。看着你一遍遍地称我‘林社长’，
感觉上有点怪怪的。”

　　说来也真是奇怪，他明明知道我现在的头衔是“总编辑”，却偏偏称我“社长”。
这在某种意味上说，尤其若是在本地圈内，肯定是犯忌的。新班子调整前有过的那
段插曲，圈内人无所不晓，班子内一些人对此很介意，班子宣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削减”我的“权力”，并把我筹划与组织的项目一件件搞垮或推翻。所以，若
是再有人这样称呼我，那肯定是会让某些人觉得我隐藏了一颗觊觎之心，更有骨鲠
在喉的异物感。

　　其实，当不当社长我着实不太在意，我只是不太明白，人的事情安排了，事的
事情为何也非要改变。事情总有一个道理存在的，但“是与非”莫名地转换成了
“权威”概念上人际关系的交换与制衡，岂不怪哉——“事业”何在？

　　不过，我对简志峰所说的“感觉怪怪的”却不是由于这层因素。在习惯中，我
确实是喜欢直呼其名的方式。至于他为何如此称呼我，我没多想，当时看看也就一
笑了之。生活中，谁称呼人不是拣顺口的以示尊重呢？即使没有任何厉害关系，也
不妨碍人们对生人直意地表达一种“礼貌”，中国人重视这种礼貌的传承。何况，
第一次见面时，我谈话的内容、视角以及后来涉及的这些思考，哪一点给人感觉我
像一个单纯搞案头业务的总编辑呢？我想，这个错觉是我造成的。

　　其实也难怪，前些年我虽为副总编，管了编辑业务，但还管了太多生产经营与
管理的事情。那是一种无奈下的产物。有一点让简志峰说着了，就是全国教育社比
其他同行在各方面都“势弱”。当初老社长赴任时，他曾好好地培养过几个人，他
的书生气与宽厚让他喜欢高学历和看着顺眼的人，也抹不开人情关系，可那之后，
却证实了自己走眼。

　　胡威是谢社长到社后提拔的第一个年轻室主任，小伙子人长得周正，正规大学
毕业，学理的，手巧，看着比同龄人稳重，又做了多年编辑。谢社长当着人不止一
次地说，这小伙子看着就让人喜欢。

　　另一个受重视的是刘世荣。这个白面小生，走起路来四平八稳，说话做事也不
急不慌，让人摸不着准脾气，总觉得隔着一层，但他的老丈人是谢社长尊为老师的
学者，所以像对待自己孩子似的予以关爱和扶助。刘世荣调风华社前，曾做过政协
某位领导的秘书，但他自觉意思不大，中间换了几个单位，最后是托老丈人进了风
华出版社。不过，这个女婿，心中其实并不太拿老岳父当回事，每每说到时，语气、
神情都多有不恭，为此谢社长没少说他。

　　再一个是同期做财务科长的吴友道，他是当初进中层的几人中心机最重的一个。
吴友道原是工厂的普通工人，懂得用心，所以不两年便进了厂财务做出纳。后因父
亲与谢社长同在出版系统，一个搞党务，一个做业务，几番拜托之下，谢社长还是
把这个同事的儿子调入了出版社。吴友道确是个人物，个儿不高，见人从没笑脸，
但脑子好使，点子多主意大，在出版社的最初日子，对谢社长也算是尽心用力。

　　三个人相比较，胡威该说是最不善来事的一个了。在调整社班子时，群众对提
拔刘、吴颇有微词，认为进社时间太短，不懂业务，局里也不太认同。但谢社长还
是看长处，使了不少劲儿，这让胡威心生不悦。在胡威看来，谢社长的天平倾斜得
过分，自己进班子的问题，谢社长还说了点额外的话，而对那两人却是一味力保，
这说明自己在他的心目中，分量远屈居于那二人之下。为此，胡威是心里觉得委屈，
不免带有情绪。

　　至于我，最终以“实干派”的身份成为了谢社长的重要臂膀，说起来那纯属误
打误撞。事情不难想象，如此一种班子的构成，干起事来无疑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
的顺风顺水。好在最初的一两年，谢社长驾驭这些人并不困难，加之他身边有一个
好搭档——书记楚牧天，哥俩总能想到一块去，一张一弛，性格互补，所以工作也
算成效显著。因了这层因素，我的心无旁骛，在那几年着着实实地干了些事，那几
年也成了我提升自己的舞台。只是，这个歪打正着，让班子里的其他几个人也颇为
吃味儿。

　　在给简志峰写邮件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这些。不过，这些陈年旧事，说到底
我并不需要局外人理解成因或是内幕。在我心里，我只是觉着，不管基于什么吧，
能交谈的人，互叫名字是令人舒服和自然的，因为里面潜含着一种平等交谈的心态
问题。

　　说了上面的话后，心里清楚，直呼其名这仅是自己的个人习惯。对于他，我还
得恭敬地称其为“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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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袖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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