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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姐红杏是母亲堂妹的二女儿，比我大三岁。因是夏季出生，正是村里红杏成
熟的季节，姨妈就给她起了红杏这个乳名。本打算上学后再起个大名，但上学时还
没顾得上，就以乳名报名上了小学，后来在派出所的户口本上也登记了张红杏这个
名字，一直延用至今。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说她虔诚并不是她皈依了佛门，
当了什么居士，而是她深信佛教的因果：积善有善报，积恶有恶报。她也正像中国
千百万信佛的民众一样，只是希望菩萨保佑，国泰民安，生活幸福而已，并没有什
么深刻的佛教知识背景。

    记得我五岁那年，一天中午我和表姐在村头玩儿，村里来了一个云游的僧人，
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属于老百姓心中典型的僧人形象。僧人在村头看到表姐说： 
“小施主请问村子里有吃饭的地方吗？”表姐愣愣地看着老僧人。老僧人见我和表
姐不理解，忙又做了一个吃饭的动作，左手托在下巴下面当碗，右手当筷子，张着
口，向嘴内扒拉饭，说：“村里有吃饭的小饭馆吗？”其实我和表姐早就明白了他
的意思，只是对小施主一词陌生不理解。表姐摇着头说：“饭馆没有，不过我们家
里有吃的，早晨我妈蒸了好大好大一屉的馒头！”  表姐很夸张地张开两臂。

    僧人来到表姐家里，我也跟来了，其实在表姐说起姨妈蒸的大馒头时，我就在
往肚里咽口水。那时在老家农村，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有可能吃细粮，蒸馒头。由于
姨父是在学校里当老师的，每月都有工资收入，不像其他社员一年到头挣工分，只
有等到年底按分数分红，自然生活水平要比大多数家庭高一些。当时姨妈也经常接
济我们家，我们家里几个哥哥、姐姐都上学，我和妹妹是学龄前儿童，一天只顾疯
玩儿。农村又没幼儿园可上，那时可算自由自在。但我家是靠父母的工分度日，生
活上十分拮据。姨妈家每做一些好吃的饭菜，都要给我家端过来一些。两家住得很
近，有空儿时姨妈常到我家来聊天儿，表姐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学习也不很紧张，
当时农村时兴农中，小学中学都以学军、务农为主，根本学不到什么知识。表姐只
要不上学就常来我家玩儿，这也是我最盼望的。妈妈的手很巧，经常教姨妈在袜底
和鞋垫上画花鸟并用丝线绣出来。妈妈总是把绣的最好的鞋垫送给姨妈，叫她垫在
姨父的鞋里。这可能是当时在农村最原始最简单的商品交换了。70年代初，北京的
郊区依然贫困得很，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家庭比比皆是。每年的六七月份旧口粮已吃
完，新的粮食还没有收回来，饥饿的人们开始挖野菜，能够食用的野菜无论是草本
的还是木本的，都成了人们救命的稻草。野菜依然不能填饱肚皮，人们开始盯上果
树的叶子。在街上，经常会碰到因吃错了野菜中毒脸肿得很大的人。

    僧人随表姐来到屋里，姨妈热情地招待了他，白白的大馒头自然也有我的份儿。
吃完午饭后，僧人一边称赞姨妈蒸的馒头好，一边称赞表姐很有佛缘，并送了一串
佛珠给表姐。暗红色的佛珠一直吸引着我的眼球，我特希望老僧人也能给我一串但
他始终没有注意到我，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我太嫉妒表姐了。心里想谁让自己家
没有大白馒头呢？如果僧人在我家吃饭，那串佛珠肯定会送到我的手上。

    僧人对姨妈说：“现在是是非颠倒的时期, 早晚有一天会正过来，教育孩子多
行善事，肯定会有福报的。”接着又问姨妈，是否可送个佛号给表姐，让她当个小
居士。在当时农村的人很难搞清楚什么是宗教，什么是迷信，如果谁家搞封建迷信
是要被批斗的，姨妈怕影响姨父就婉言谢绝了，如果当时被人揭发姨父家里有人搞
封建迷信，轻者姨父会挨批斗撤去校长的职务，重则可被辞退回家务农。在那个年
代姨妈是非常谨慎的。

    僧人走后的第二天，妈妈从柜里舀出两升玉米粒，让我抱着碾棍一起去推碾子，
推石碾是重体力活，碾碎两升米要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推碾子的人要围着碾盘走
上数百圈，但妈妈为了省几角钱，绝不去粉碎场磨粮食。我从心里讨厌这种简单而
重复的劳动，但又没办法。我插好碾棍，妈妈将簸箕里的玉米粒倒在碾盘上，用手
划拉平，我和妈妈便用力地围着碾盘逆时针方向一圈一圈地走着。每次推碾子我都
会想起妈妈给我讲的谜语：石头山，木头峪，走一天出不去。是啊，有多少人在围
绕这石头山、木头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走着，走不出贫穷走不出这山的牢笼。
人生就在这种重复中消磨。人类总是走不出特定时代的怪圈，所以才会经常惊奇地
发现历史何其相似！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是重复打江山、坐江山，建立
封建专制王朝的怪圈，而做为社会个体的人很难走出自己思维的怪圈。每代人有每
代人的历史责任，人类无法超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否则就可能犯冒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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