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也许是“天随人愿”吧，经过一场严重的折磨以后，父亲的疾病显然有所减轻，
能够起床活动了。

    这不但使我们全家和他的朋友们庆幸，而且使他自己的心情也感到愉快。

    每在空闲的时候，他便和母亲一起往鱼缸里换水，铺沙，布置水草，再把鱼缸
轻轻地放回原处。有时看到水草过密，怕妨碍鱼的呼吸，又去掉一些，再撒下鱼虫，
然后静静地观看鱼在水中争夺吞食的情景。我有时乘大人不备，伸手入水，想捞一
两条鱼来玩玩，然而斗鱼极其敏捷，往往从指缝里溜掉。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放弃
这种念头。

    但我这个“好事之徒”，并未就此罢休。逮不住斗鱼，就想出一个新招，在这
鱼缸里养了一群蝌蚪。这是纠缠着许妈，从郊区小溪里捞来的，约有三十多只。一
直养到它们脱去尾巴，长出四只小脚来。

    小青蛙是两栖动物，不能光让它们在水里扑通。于是我们便小心地从鱼缸里倒
出一些水，加些清沙，让它们在浅堆旁边跳跃。有时跳得很高，差点跳出缸外，我
便用一块玻璃盖住缸面。

    对于我的这些举动，父亲似乎也并不认为是多事之举而加以制止。

    但后来，不知哪一天，这些青蛙被谁全部倒掉了。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
来，这些都已成了梦境。

    一枚生病图章

    父亲的印章，现存有四十九枚。有名章、号章及笔名章，还存有判别古籍真伪
的“完”、“伪”、“善”、“翻”等单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团章。以石质
居多，还有水晶石、牙质和玉质的。外形有圆有方；有经过加工者，也有不加磨制
保持自然形态者。

    有一枚刻“只有梅花是知己”，石质，没有边款，我至今不知何人所赠。这些
印章，现分别保存于北京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中。

    遗憾的是，1941年12月，母亲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后，父亲的手稿、日记和图
章，都被当作“罪证”抄没。待到母亲获释，东西发还时，才发现丢失了“十几个
图章”，其中有母亲自己的印章，有“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图章，也有父亲的
几枚印章。

    这十几枚图章，连同1922年父亲的一册亲笔日记，虽经母亲的当面追寻，但均
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审问者名叫奥谷，如尚在世，能够提供线索，使这些东西
得以发现，是我的一线希望，也是广大鲁迅研究者和一切维护中日友好者的愿望。

    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着一枚白色木质图章。式样极其普通，呈长方形，印面为
37×10厘米，刻有阳文“生病”二字，字体正方，质地一般，刀力平平，显见刻工
并非名家。没有边款标记，不明作何用途。母亲生前，纪念馆的同志似乎也未问及，
因而使一些研究者不得其解。其实，我倒是一个“知情人”。

    当年大陆新村一楼会客室的里间，有一张我们平日吃饭的八仙桌，桌上有四只
小抽屉。这枚图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门方位的那只抽屉中。

    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个小圆匣印泥。我小时候，曾经拿这只图章往纸上盖着
玩，弄得手指油腻腻的尽是腥红色，这枚图章也被我弄得遍体印泥，满是朱砂色。
据我所知，这枚“生病”图章，是父亲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请人刻制的。

    当时，他已病得很重（据《日记》，从1936年6 月5 日至6 月30日，就“艰于
起坐”），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因而也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
有稿必看了。

    想必父亲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时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牵挂，所以想出此法，
在回执盖上“生病”二字的图章，使寄件人见此回执，就能明白情况，不致焦急催
促。这也是父亲对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那时我已经6 岁多了，有时在楼下玩耍，遇到来信要盖此章时，往往不许旁人
插手，抢着完成自以为非常荣耀的任务。

    后来，很多熟人知道父亲病重，除了问候以外，一般都不忍再以事务相烦了。
但有些人并不了解，所以偶然也仍有送稿件前来请教的，碰到这种情况，母亲估计
短期来不及阅读，便婉言谢绝，如有持介绍信件送稿者，便在来信后面盖以这“生
病”二字图章，以让送信人有个回复。父亲去世后，这枚图章，连同其他什物，一
并搬到霞飞坊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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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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