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建人叔叔老实，看在夫妻情分上，总是忍耐着。不料到后来，由于信子的不断
挑唆，连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除了婶婶王蕴如，很多是俞芳告诉我的。如前面介绍的，
俞芳长时间陪伴我祖母，又是邻居，所见所闻，应当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再说祖
母是一位和蔼、宽容、大度的老人，她的看法应该被认为是客观可信的。

    俞芳和我通过多封信，时间在1987年，那年月还比较有顾虑，不晓得披露的时
间是否成熟，就此搁置下来。现在我就将它公诸于众吧。

    那是全家从绍兴迁到北平八道湾后的事，已属而立之年的建人叔叔由于没有相
当的学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提高自己，他到大学去旁听社会哲学方面
的课，一边阅读各种进步书籍。

    但他在八道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信子的心目中，他只是个吃闲饭的“呒
作头”，整天指桑骂槐，她还大声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
（指父亲和建人叔叔），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连建人
叔叔去北大听课也冷言冷语，说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上课，多丢人……”，甚
至叔叔的妻子也当面侮辱叔叔。这是俞芳亲眼目睹的。

    她这样告诉我：有一天周作人夫妇和芳子要出去郊游，三先生（指建人叔叔）
要同行，当他刚要迈入车中，芳子竟然斜着眼冷冷地说：“你也想去吗？钱呢？”
在旁的周作人竟不置一词。对此建人叔叔实在忍无可忍。

    叔叔的南下

    父亲支持弟弟在北大进修，感到弟弟在这种家庭难以熬下去了。他们夫妇之间，
已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也许让弟弟外出寻职业会好些。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写
了求职信。巧得很，前不久，台湾阳明书屋发现了鲁迅致蔡元培的两封信，内容正
是关于替叔叔介绍工作的。

    就这样，叔叔只在北平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是在杭州教了几
年书。后来父亲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着落，被安排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母
亲去世后不久，我因患肝炎去杭州休养，住在建人叔叔家里。有时叔叔去上班，婶
婶王蕴如得空，陪我聊天，谈起叔叔离京后的艰辛生活和她沉积于心头的委屈，这
样，我又知道了更多的情况。

    婶婶告诉我，叔叔离京前，父亲嘱咐他，你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么
容易再进这个家门，你在外谋生，自已存些钱，不必寄钱回来（那时全家的生活开
支都由父亲和周作人两人承担着）。

    叔叔进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叔叔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
敢稍有懈怠，还经常带稿子回家加班熬夜。

    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共
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有
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的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们去
了上海，建人一个小职员，不会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价又比北京高，你们的日子
一定不会好过……诸如此类。

    信子竟然还这样说，你替他生了儿子，已经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没必要再去跟
着一起吃苦了。总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边，永远做她的贴身使女。

    而芳子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竟听从了姐姐这些“知心”的话，决计留在北京，
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几次三番地劝说，她也不从。祖母
对此深为不满，不止一次在亲友面前说：“女人出嫁，理应和丈夫一道过日子。哪
有像三太太（芳子）不跟丈夫却和姊姊在一起的道理。”这些话是俞芳亲耳听到的。

    信子不但教唆芳子拒绝去上海与丈夫团聚，反而又策动向叔叔要钱。叔叔无奈，
汇去月收入的大部分———50元。他总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带领子女来与自己
一起生活，而芳子始终不予理会。后来，叔叔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但他还得硬撑
着每天去上班。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芳子的态度还是那样冷酷，坚决不肯去上海照
料丈夫，甚至也不让丈夫回北平休养，哪怕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从1921年到1925
年，他们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就这样拖了整整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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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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