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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钟守着一间没人光顾的空空的小酒吧，就像一个荡妇突然如愿守了寡，
一半是窃喜，一半是忐忑不安。我正好换上埃米纳姆的碟子，一边听，一边看西利
托的《长跑运动员的孤独》。这样倒很匹配，西利托的工人阶级小混混的玩世不恭
与埃米纳姆的恶声恶气混在一起，就像这可怜兮兮的破酒吧里所有的威士忌、白兰
地、干红、干白、各色啤酒全被砸得稀烂，冲出来的醉人气息。
我把前额搁在吧台上，把手放在膝头，沉浸在充满酒气的胡言乱语的二重唱里。
埃米纳姆正在杀他的婆娘金，撞击、痛骂、稀里哗啦，杀得她尖声乱叫；而工
人阶级小混混正在讲他老娘如何用他爹的抚恤金去伦敦的商场疯狂购物，他们几个
小子一面吃大块巧克力，一面看新彩电；楼上，他们的母亲不知和哪一个相好在新
购的床垫上做爱（旧的被他老爹蹬腿时吐满了鲜血）。
我禁不住哈哈笑起来。
咚咚咚。有人敲吧台。
“什么事啊，笑得这么开心？”
一张女生的脸像雾中的公交车一样驶过来。
我急忙把放在吧台上的眼镜戴上，清晰地看见她的门牙上有一颗一毫米见方的
突起。其实轻轻一磨就可以的。
她是一个蛮漂亮的女生（不喜欢“女孩”一词），感觉懒洋洋的，如春天的午
后。
“啊，你好！正看书呢。不好意思。”我站起来说。
“什么书呀，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不是什么叫得响亮的流行的那种，”我挠挠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英国西利托的。倒是没读过他的书，也不想读。”
“是，”我说，“女生不大可能喜欢这种类型的吧。”我心里一闪，知道西利
托的人不多，她还挺怪的。
“有什么咖啡？”她淡淡地说，换了话题。
“哼，有蓝山咖啡，山士多咖啡，哥伦比亚咖啡……”
“算啦，”她打断我的报名，“极品蓝山可有？”
“当然！”我说。
她找了个靠茶色玻璃墙的位置坐下，把褐色的真皮挎包和一袋香蕉放在空椅子
上。
我从柜子里拿出磨好的咖啡，放在咖啡器里煮好，倒入一个白色瓷杯，用一把
不锈钢匙子搅了搅，把杯子放在相同质地的托盘上，然后在另一个托盘上放了三块
方糖，给她端了过去。她留着披肩长发，头发有些发黄，不知是不是染过，穿一件
淡粉红色的衬衣，一条Lee 牛仔裤，一双黄皮休闲鞋。
我俯身把咖啡和方糖放在玻璃桌面上，往她面前轻轻一推，说：“请慢用。”
这时，除了咖啡味以外，我还嗅到她身上的香味，浓洌而嚣张。我对香水缺乏研究，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只是觉得高档罢了。其实，这股令人感到刺激的香味的一部
分就是大名鼎鼎的“毒药”。她后来告诉我的。
我回到吧台，准备继续体验战后英国的无产阶级的生活。
“喂，”她扭过身子大声说，“劳驾，能不能把大痞子的音乐撤下，随便换一
张？”
我拍一下头，怎么忘了撤下痞子阿姆的碟子呢！他太吵，太冲，我从CD机里退
出阿姆的唱盘，随便拿起一张，一看，卡朋特，还行吧。第一首永远是那个yesterday
once more 。女人喜欢听。我也还是喜欢听吧，反正她嗓音俨俨的，怪勾人的呢。
我走过去，问：“卡朋特，还行吧？”
她笑了笑，说：“阿姆太吵了，对女性一通谩骂。可以理解吗？”
我说：“反正也听不懂歌词，只是觉得他的说唱气势汹汹，像身穿油污工装的
流氓恶棍，听觉上很过瘾。如此而已。”
“卡朋特老掉了牙，不会影响你的趣味吧？”
“怎么会，”我说，“听六十年代的歌多一些，新的，听谁的呢？小甜甜布兰
妮？如果她不扭超级屁股，她的歌还有谁会听。”
“有道理，不听国语？”
“耳朵谋杀。”
“那么干脆，我喜欢。”她说，“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我叫芳芳。”
很普通的名字啊，大街上一把抓九千个，可不像我的，那么希缺。“我叫本本。”
“本本？”她说，“本子的本，本本儿？”
“对，本本儿。图画本本儿，写字本本儿，算术本本儿。”
她笑起来，“怪，你这人，连名字也怪怪的，与众不同。”
我也笑了，说：“就名字怪一点儿，其它的，与大家都一样。饮食男女，普通
老百姓嘛。”
“本本儿，”她急着叫我的名字过瘾呢，“可以坐下吗？反正没其它客人要招
呼的。”
老实说，有漂亮女生主动搭讪，在我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很怕主动去搭讪，
若讨得个没趣，岂不灰头土脸，无限尴尬，举目一望，满世界堆着残垣断壁。一句
话，我面子浅，趟不来深水的。
我在她对面坐下，看她端起杯子，慢慢啜一口。我不知道与她说什么好，就从
裤兜里掏出“三五”香烟，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她注视着我，双
眼里有些飘忽不定，宛如头顶的一片浮云，我用右手指一指桌面上的香烟，她摇摇
头。
“才来的？”她问。
“哪里，”我吐出一口烟，让青烟如晨霭似地淡淡遮在两个村落之间。“在这
儿干了一年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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