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 近年各省漕赋
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
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
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
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
害得多。"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消费品。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国
内鸦片消费市场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当时人说，京官中
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 绝无食鸦片者，甚
属寥寥" ，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后来的慈禧太后也是个鸦
片吸食者。

　　偷运鸦片的走私船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
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绝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
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
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

　　18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
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个禁令虽然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者
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却给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从毒品贸易
的规律来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败无能，
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
连税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
原因所在。

　　18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国而跃居首位。英国人
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
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
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 十三行
" 。" 十三行" 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官办企业），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
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平衡
贸易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
些都是在欧洲大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主要是棉花、羊毛制品、钟表
等商品，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
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怎么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中国——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
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以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
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经进行过外交努力，但都以失
败告终，正如他们的结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开中国的国门。让英
国人惊喜的是，他们找到了第二种办法的最佳答案，那就是鸦片。当时中国国内
的鸦片消费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尽管天朝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但禁令大都
形如废纸。何况，国内的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国产鸦片也还远不能满足市
场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
之百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
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是鸦片走私最好的注脚。如此丰厚的
利润，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之灾不但没有被禁止，
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50年里愈演愈烈：17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
剧增到每年近4 万箱。

　　鸦片屡禁不止，除了吸食者难以戒除外，政府官员尤其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
职、徇私舞弊行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
竟每月公然地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
专门护送走私，鸦片由水师包办运输。更可恨的是，韩肇庆居然从每万箱里抽出
数百箱，作为截查的战利品拿去报功，由此韩肇庆还得以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
风光无限。福建水师和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鸦片走私中同样大肆收取贿
赂，然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鸦片大量进入。

　　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惊奇的是，这些
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
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 消费者" 的需求。根据
《剑桥中国晚清史》统计，在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
而在整个19世纪，鸦片是世界上最贵重的单宗商品贸易。在19世纪的前40年里，
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悄然发生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外流
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连为一体，这已经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实实在在
的现实。当天朝的人还不知道" 地球是圆的" 的时候，整个中国已在不知不觉中
被推上了国际舞台，逼上了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赌场。

　　以鸦片贸易为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形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
种植罂粟并加工成鸦片，港脚商人把鸦片运到中国，再通过各种走私渠道进入中
国市场。紧接着英国商人再利用鸦片获得的国际通货（白银），要么运回英国，
要么从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运回英国或者销售到世界各地（如引发美国独立战争
的" 波士顿倾茶" 事件，主角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北美殖民地的中国产乌龙
茶）。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天朝还蒙在鼓里。

　　鸦片之祸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对当时的货币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清政府虽然
不是重商主义，但也非常重视硬通货。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政府的各项收
支如税收等，却都是以纹银为准。铜钱为民间所通用，老百姓完粮纳税时，都按
照银价兑应的铜钱数目缴纳。譬如，一亩田假设需纳税白银一两，如果当时一两
白银兑应一千文铜钱的话，老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文铜钱即可。

　　中国的银价往往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产银不
多，往往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通货供应量；二是中国人向来藏富，经常将白
银囤藏，而民间和官府也常用白银作饰品，导致白银退出流通市场；三是官府制
钱时偷工减料，分量减轻，加上私铸铜钱泛滥，铜钱变相贬值，也导致银价的上
涨。

　　在19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禁令，禁止纹银出洋。当时在中西正常的贸易中，
进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国进口额约1260万两，出口额约1290万两。但随
后，中国开始呈现入超状态，白银外流，鸦片走私在其中祸害不小；1835年到1838
年，走私进中国的鸦片大约4 万箱（英国约3?9 万箱，美国每年从土耳其贩卖约
1000箱），每箱平均耗银约400 两，以此推算，中国光鸦片一项就外流近1600万
两白银。而这些走私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情况，并不出现在官方的贸易数据上，
危害隐蔽又巨大。

　　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致使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
扬，钱价下跌，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这加重了老百姓的税负。
从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一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
1838年间，白银兑钱从一千二三百文升至一千六百余文。田赋仍旧按铜钱数缴纳
的话，实际上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

　　康乾盛世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由1?5 亿增加到了3 亿多；到了咸丰年
间太平天国内乱前，人口已经达到4?3 亿。人口的剧增导致了资源有限、人地矛
盾的突出，虽然有南美洲引进的马铃薯等新作物缓解一下粮食的压力，但由于生
产方式长期得不到突破，国内经济和老百姓都已经是疲困不已。银价的上涨则导
致税赋不能如期缴足，国内财政大为困窘，这又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官吏因为财
政困难，往往会挖空心思地从体制外攫取财富，而老百姓必然成为他们盘剥的对
象。

　　国困民穷，老百姓活得看不到希望，唯有革命造反。于是乎，白莲教、太平
天国、捻军等揭竿而起，兵祸遍于中国，生灵涂炭，人民在战火中或被杀戮、或
流离失所。十多年的国内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这才为" 同治中兴" 创造了
条件。马尔萨斯说，唯有瘟疫和战争才能大量减少人口，缓解资源的危机，中国
晚清时期很不幸地充当了这个理论的实验品。

　　但西方国家并没有遵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殖
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殖民主义把人口迁移到新的地区，特别是新大陆美洲和澳大
利亚等地，既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又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何乐而不为？

　　黄爵滋的奏折，不过是揭开了鸦片的盖子，透过鸦片贸易，可以看到帝国临
近死亡的影子。鸦片战争后，晚清近七十年的历史，正是国人最为屈辱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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