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梁漱溟(22)

　　参观晓庄师范之后，又到江苏昆山，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之乡村改进事业；
次到河北定县，考察翟城村自治事业暨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北的试验区。后到山
西太原、清源、汾阳、介休、赵城各县，考察山西的村政。为期约一个月。山西
村政流敝极大，唯禁妇女缠足、禁毒品两项工作尚有可取之处。

　　先生抵山西后，曾去五台山河边村会见正在养病的阎锡山。认为阎锡山初愿
是“颇愿望着作到自治地步，然而自治大概是说不上的”，“全无引人民自动的
好方法”，“政府办理村政督促提挈太重，太多防制，太过助长”。［《中国民
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北游所见纪略”。］

　　六月，写出《北游所见纪略》一文。

　　从山西回到北京，因广州政局变化，没有返广东。在北京借居清华园内，欲
写《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未果。曾应清华大学文学社之邀讲演。北京大学暨
东北大学皆来邀聘，先生都予辞谢。当时梁仲华、彭禹庭诸先生筹办河南村治学
院，王鸿一先生介绍彭、梁认识先生，彭、梁即商请先生合作。

　　秋，到河南辉县百泉（村治学院院址），受聘为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推定拟
写《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文件。村治学院设农村组
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于十二月招收学生。

　　先生写出《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用中、西对比
方法，阐明先生当时何以主张从村治入手，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目的。先
生讲：“吾民族自救之道将何如? 夫我不为一散漫的村落社会乎? 一言以蔽之曰
：求其进于组织的社会而已。组织有二：一曰经济的组织；一曰政治的组织。欲
使社会于其经济方面益进于组织的，是在其生产及分配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
欧人资本社会既行之矣；其分配问题犹未能解决焉。分配问题不解决，固缺欠组
织之大者。然此在我则或不为难。吾民族精神向来之所诏示于此至为符顺，一也。
生产曾未发动，则两面的社会化问题同时并进其势既便且易，二也。吾为农国，
农业根本不适于资本主义而适于社会主义，三也。使旧日立于自给自足的经济而
进为社会化，则散漫的村落将化为一整组织的大社会；是曰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
之社会。其美善岂不度越于欧人乎! 欲使社会于其政治方面益进于组织的，是在
其政治的民治化。政治的民治化愈彻底，则社会于其政治方面益进于组织的，政
治的民治化，欧人于此实为先河。然此需于社会个个分子知识能力之增益充裕者
极大，而其经济上地位的均齐自亦为关系所在，欧人以产业发达文化提高于前一
点似得其大概；而以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故，于后一点则形成不齐之阶级，故其政
治的民主化遗憾正多。如顷所言，我于生产、分配的社会化不难并得，则真正民
治主义的政治组织之社会可以实现。其美善岂不度越于欧人乎! ……欧人所长，
组织一义尽之矣。欧化之弊，畸形的发达一言尽之矣，由其经济上组织之缺欠，
而富力集中于都市，集中于少数人以形成一殊强阶级，而社会乃病。由其政治上
组织之缺欠，而权力集中于国家政府，以从事野心的武力与外交，而世界乃病。
总之，凡集中过剩之力，靡不有所伤害；经济上、政治上过剩之力隐显为一，相
缘愈强，其为祸又以益烈；是则今日欧人所自苦莫能挽止者也。中国社会所患在
散漫无力，而夙鲜集中过剩之弊，则其幸也。是其所当务，在求进于组织甚明。
……盖唯社会益进于组织的，而后富与权二者乃直接综操于社会，间接的分操于
人人；斯可免除一切伤害，求得一切福利。斯言信美矣! 顾其道何由? 曰是在村
治。……农村产业合作组织既在，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是则所谓村治也。盖政
治意识之养成，及其习惯能力之训练，必有假于此，自治人才与经费等问题之解
决，亦必有待于此。顷所谓藉经济引入政治，实为不易之途；有异于此者，断知
其失败而已。乡村自治体既立，乃层累而上，循序以进，中国问题于焉解决，中
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 求中国
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
…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
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
是或狃于欧洲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
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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