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梁漱溟(28)

　　九月，发表《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的路》。刊于《村
治月刊》二卷五期。

　　这是继头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而写的政论文章，系统地阐明先生当时的认识和主张。

　　先生讲：“布尔西（什）维克自是一个企图经济改造的党，然而这种企图的
成功，则将寄于他的‘革命政治’——这是他的新发明。中国人因亦想取经于此，
排除国外压迫、国内障碍，建设理想的国家，近以自救，远以世界大同为期。”
然而先生当时认为这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文中强调中国社会的特
殊性，认为：“马克思解说社会的蜕变改进，我想在欧洲或是适用的。”“东方
智慧的民族，则已转变了方向。其最大的见征，即在经济方面，生产方法不更进
步，生产关系不更开展，现出一种留滞盘桓的状态；千年之后，犹无以异乎千年
之前，唯物史观家莫能究其故。”“在唯物史观家所谓‘上层建筑’的法律政治
及一切精神生活过程，应视其‘经济基础’为决定者，在东方殊不尽然；有许多
处，或宁说为从上层支配了下层较近事实。”先生当时认为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在中国不通的具体原因有三难：“第一，阶级基础难。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即是无
产阶级。”“然而如近世的产业在中国又有几何? 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其于全社
会比例当然微乎其微。”“手工业者不是什么‘阶级’”，“农民散漫非常，只
有个人，不成阶级，将如何能期望他们革命? 将如何能依以为基础呢? 何况还有
：（一）内地乡村社会的锢蔽……（二）传统的观念和习惯太深”，“我敢说，
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
“其实他是与革命无缘的! ”“第二，革命对象难。……大家以为：革命对象在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甚属明白确实，尚何所疑? 我以为……如细心思之，
则知其正大有问题在。”“大家说：我为被压迫民族，压迫我者即是欧、美、日
本帝国主义，敌我岂不分明? ”“我们对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反抗，或经济上不
合作来反抗，眼前都不行。彼此力气强弱相悬，较量不来。”“中国革命既已不
到民族革命分际，不能实行对帝国主义者进攻”；“则其所认取封建势力为革命
对象，是否合适，‘封建势力’一词，一般革命家是指着军阀、贪官污吏、土豪
劣绅等而说，其中自以军阀为首……军阀果为正确的革命对象否? 照我的回答，
军阀不能成为革命对象”。“革命是一社会根本秩序的推翻与改造，秩序与国家
二者几乎是不可分的。”“革命对象主要在对那秩序，其次乃对人。”“军阀是
人的问题，还是秩序问题? 我敢决定说，不是秩序问题。”“正因为军阀而国家
法律失效，而社会秩序破坏，他恰好是与法律秩序势不两立的东西。”先生“建
设新社会才算革命”答晴中君文中曾讲：“中国今日正是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
未能建立，过渡期间—混乱状态。军阀即此混乱状态中之一物，其与土匪只有大
小之差，并无性质之殊。”“中国革命对象的中国社会旧秩序，早随满洲皇帝之
倒而不存；此不成秩序之军阀制度……非革命对象矣。”“革命对象抓不到，革
命力量无所施；不得其用，而枉用滥用，那得不自己溃败？敌（革命对象）我
（基础力量）分不清，没有拘界，那得不散乱？——国民果又何从成其为党？”

　　先生当时认为还有一难，即“理论统一难”。文中说：“总之，在革命理论
界中，有两大可注意现象。一是极见分歧；一是每每流于灵空玄妙……”“满纸
的‘阶级’、‘压迫’、‘代表利益’、‘冲突’、‘斗争’、‘反对妥协改良’，
却又口口声声要‘合理调节’、‘严密团结’、‘共同幸福’。一面从阶级立场
出发，一面又要扭转阶级的立场。完全学得一套分划眼光，而持论强归于浑融；
充满一身唯物气息，而终成其大唯心论。党者所少留意之点，愿一申言之。则这
一套西洋把戏于吾历史习惯、民族精神至不合也。”“（一）共同信奉一主义，
许多人结合起来往前走，此中国夙昔殆所未有之事；尤于中国士人风气习惯不合。”
“（二）因其夙来散漫无团体，故团体生活中的两大要件——组织的能力和纪律
的训练——他都没有。”“（三）中国士人个性发达，乐于自尊，不乐于依附；
对于强权或大势力是生反感。”“（四）从乎中国社会之组织构造，故中国人要
讲是非，而西洋人贵谈利害。”“今党人谬袭利害观以代是非观，于吾民族精神，
于吾社会事实均不合。散漫流动又加混乱失序的中国社会，其政治上、经济上机
会之种种不等，非限于阶级大势之定然，愿落于个人运际之偶然；个人自求出路
于现状之中，较诸破坏现状为社会谋出路容易得多；‘非革命不可’的形势造不
成。故居中国而言革命，正当从是非心出发。”“（五）旧日之中国社会，其组
织构造与西洋殊异；……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所诂甚确。这自是西洋社会
要有的事，中国社会顾何从而言之? 中国社会只有他历史上的一治一乱，改朝换
代，而社会组织构造无何等变更。”“（六）中国是尚和平的民族，最宽容而有
理性，斗争非所屑，以斗争教中国人，是悖乎其精神之大者；即此一点，足以断
定此路之走不通。”“（七）中国实一‘不像国家的国家’。……一、自秦汉以
后，变列国分争之局而为天下一统，外围环境不同；二、同时其内部构造但有统
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此中国历史之特殊。”“（八）从前的中国人与其国家，
殆成两无交涉的状态。”“中国人虽至今自由无保障，不能比于任何国民；然自
古确有比任何国民更多之自由。……因为中国是最优游自如的民族。布尔西维克
主义（严厉干涉制裁的生活）方且为欧洲人所不惯，其于数千年生活习惯正相反
的中国人，更当如何? 不问可知是调融不来的。”先生最后讲：“中国现社会自
有其一种形势，中国问题的解决必有赖乎此形势之自然……从乎民族历史之演变，
民族精神之趋向，所谓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其势固将有异乎西洋之民主与共产。”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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