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梁漱溟(54) “在香港政府统治下;办报要交押金四千元,还要律师,请律师又得花钱。 廖承志、范长江很关心我们的报纸,报纸出版对他们也有很大方便,中间偏左, 对中共有利,希望我们早出版。报纸出不来,他们很着急,还帮助想了一些办法。 范长江对我说:‘南洋华侨很关心中国抗日,知道你们在香港办报,很支持你们, 愿意帮助你们数千元,你写个收条就可以了。’第二天,范长江就送来了四五千 元港币。这些钱很能办些事,我捉摸这笔款是中共给的。” 阎秉华一九七四年(或一九七五年,记不确了)曾到萨空了同志家中看望萨 公,适冯亦代在座。闲谈中,萨公谈到与梁先生在香港办报一事时说:“一九四 一年夏,当时我在重庆办一杂志,突然接到电话,通知我到曾家岩去。原来是周 恩来副主席找我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总理。总理讲:‘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报, 决定派你去帮助他。他目前经费困难,给你带上五千元(港币)交给他。’我到 香港见了梁先生,他头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看他神色很严肃, 就没有实说,告诉他‘不是’。原来当时国民党正攻击他,说民盟是抗日中的 ‘第五纵队’,他为了避嫌,所以问我。我带的那笔钱就不好讲是周恩来副主席 给的,后来由范长江出面转了个弯交给了他。”一九八五年,阎秉华在闲谈中把 萨公讲的这件事告诉梁先生时,先生说:“哦! 原来是这样! 我当时就感到诧异, 范长江说,是南洋华侨捐的,我只写个收条就行,我心里猜想哪会有这样的好事! 可能是中共支援的,但未说出口。萨空了是中共党员,我早从他与范长江之间的 说话态度和口气看了出来,但也装了糊涂,没有再问。” 就这样,《光明报》出版了。[《我的努力与反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我努力的是什么》、《与北碚唐宦存同志谈话记录》 综合。]先生讲:“蒋介石派人去香港阻止《光明报》出版,青年党又进行恐吓, 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 “九一八”创刊《光明报》。双十节,《光明报》与内地配合,同时揭出民 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宣言”、“纲领”发表后,国民党压力日增, 王云五、李石曾、杜月笙等先后出面“劝”先生返重庆,先生均辞谢。 先生讲:“纲领固所早有,余又润饰之,统一建国同志会纲领十二条,经反 复商改,改为十条。宣言系我属草,二者均送内地同人核定,一字未改,此二者 足以代表我那时的思想和主张。特别是宣言……不难看出纯粹是从要求团结统一 出发。……而其中‘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文句亦许是第一次出现。” 在抗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蒋介石于一月间炮制了新四军流血事件之后,先 生等爱国人士,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下,奋起建立民主政团同盟[编者按:民 盟中央一九八一年编印的《民盟四十年》中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 中间势力政治力量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并为民主运动 的发展开辟了更好的前途。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热烈称赞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的成立,并说:‘抗日时期,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重大发展,开辟更好 的前途。’”]及其言论机构——《光明报》,正告国人:“中国之兴必兴于统 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对于时局之主张,核心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 妥协”。 十二月上旬,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形势危急,《光明报》被迫停刊。 《光明报》从九月十八日创刊至十二月七日出了最后一张报,仅仅八十多天。 先生在报上发表廿多篇文章。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开场的话》、《从“九一 八”纪念而有的联想》及《我努力的是什么》三篇。《我努力的是什么》连载至 十一月三日。这是先生自述从抗战起所有的言论主张、奔走活动情况的。连载五 十余日。先生追忆其主要内容时说:“抗战前多致力于社会活动,战后我在政治 上的奔走活动为多。然而一切用心却依然是从战前一贯下来的。”“《乡村建设 理论》曾有谈到准备抗战的几句话:‘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乃 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尤其要紧的是在调整内部关系,以树立应 付(国际)环境的根本。’这就是后来一切言论行动的张本,所谓‘不容易毁’ 和‘被毁亦容易恢复’,指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培养成民族抗敌活力而言。所 谓‘树立应付环境的根本’,指要有能统一全国以对外的国家权力而言。这一下 一上的两面,相资为用,缺一不可。在战前说,虽多致力于社会(下面),而我 眼光所注实在上面(政治);在战后说,我虽多为团结统一(上面)奔走,而用 意恰在下面(民众总动员),所谓‘我努力的是什么’即指努力在这相关的两面, 自始自终没有离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