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和黄皮箱
夏季好像是永远过不完似的——至少在记忆中是那样——就像那些草和杨树，
只是一阵雨水一阵雨水地疯长，好像是要窜过人高，好像要窜过天高。那悠悠的岁
月也像是蝉一样没头没尾，没完没了，一声接一声地叫着……
但，突然，这一切戛然而止！
夏季结束了。
夏季是被黑色的伏尔加带走的——
那一天，黑色的伏尔加开进大院，直驶人我家的楼前，无声地停靠在厨房的窗
台下面，我和蔓儿正在做饭，蔓儿无意中向窗外看时发现了它，水盆在她手里跌落
了：
“我妈、我妈……”她张口结舌，说不成句。只是指着窗外“妈啊妈呀”地叫
着。
“什么，你妈来了？”我也看到了窗外的伏尔加。
“不是！我是说，我妈、我妈就是被一辆伏尔加带走的。”蔓儿最早预感到了
要发生的事情。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扭身推开了父亲的房门。
“他们……”我只说了这么两个字，剩下的话，父亲已经从我脸上读懂了。
“黄皮箱。”父亲说。
只这一句话，我知道他已经作好了准备。
放在衣柜顶端的黄皮箱，上面盖着一块玛丹姆亲手编织的小盖毯，以防尘土。
那真是一只精美绝伦的好皮箱，皮质细腻柔软，就像是人的皮肤，色泽和谐浅淡，
像是黄昏。
“上等摩洛哥皮，将军送我的。苏联将军。”父亲常摩拿着箱面讲着他在苏联
的故事，“苏联将军又是从德国将军那里缴获的……”
二战期间，父亲和一位苏联将军被契卡关在同一所秘密监狱里，都被怀疑成间
谍，一个被怀疑成日本的间谍，一个被怀疑成德国间谍。最后，父亲被释放，而将
军被平反，但在平反之前，将军已经被枪毙了。
“他在就义之前将这个小箱子留给了我。”父亲神往地说：“他是喊着斯大林
万岁被枪毙的。”
他啪达一声打开了箱子，里面一切都准备停当了：衬衣，眼镜，药品，毛选，
纸笔，影集。这其实是他的老一套，每次他住疗养院时都是这些物件。但此次他审
视了一下，将影集拿了出来交给了我，换上了一本汉俄辞典。
“不是俄汉，是汉俄。”父亲纠正并强调着。将我递给他的俄汉辞典又换成了
汉俄辞典。
“带它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写检查。”
听起来，这真是又荒谬又伤心。原来父亲的中文只限于说和读，并不怎么会写。
原因很简单，他出身于贫苦人家没钱读书，年轻时参加革命，又很快派去了苏联，
在苏联很快学会了俄文，却没有机会再学中文了，回国时已经过了中年，再学汉字
已经晚了，而且好像也没有必要，能够读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会读中共文件和报纸
已经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和自豪，这样，他看起来就和所有的中共干部一样，每
天戴着眼镜和放大镜在那里认真地研究马列主义……但他没想到有一天，他要写检
查，而且要“上纲上线”……这是造反派要求的，但造反派万没想到他不会写字。
“这不是修正主义是什么！”他们气愤地说，但他们又很务实地特许他用俄文
写，因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的揭发材料。报纸上的那些黑帮他都认识一大半，而党
史上的人物他认识一小半。他们要将父亲的俄文再翻成中文，在这一点上，造反派
们不嫌麻烦。
“我要检查他们的翻译是否忠实于我的原文！”父亲颇有学者风度地说，但他
确实是深有政治经验的，他不能让那些牵扯到他案子里同志受到诬陷，这便是他要
带上汉俄字典的用意。
但那敲门声响起时却仍然使得父亲的脸色沉了下来，我更是胆战心惊。
蔓儿毕竟是经过了一次，她奋勇当先，前去开门，并努力使自己的声调平稳：
“稍等，请进。”
当蔓儿打开门时，却发现站在门外的是学生蓝。
“怎么回事？外面的车……”
他话还没说完。我和蔓儿便一起扑在他的怀里哭了起来。
父亲也走了出来：“你来得真巧，我正要出门……看，他们来了……”
就在尚未关上的门口，“他们”紧随其后地站在那里，一句不语。
父亲提着箱子迎上前去。我和蔓儿扑了上去，却被学生蓝一边一个紧紧地挽着
我们的肩膀，动弹不得。
“这个家交给你了。”父亲上车前两手抱拳对学生蓝说着。
“穿上外套吧，夜有点凉了。”学生蓝提醒着父亲。
是的，那一夜真的凉了。第二天早上，我听到事儿妈们在议论：
“昨夜真是睡得好啊！凉凉快快儿地，这节气是一点不爽啊！”
我撕下日历，看到那页上写着：今日立秋……
十年后，文革结束，父亲出狱，我返城。父亲看到我是孤身一人时，不由得纳
闷：
“他呢？”父亲问。
“谁呀？”我反问。
“大肖（学）生啊！”
听起来真是遥远，而在父亲看来，只像是隔了一个周六。
“他什么时候过来？明天？还是后天？”
我望着父亲，摇了摇头。
父亲的脸色变了：
“他没有和你在一起？”
“没有。”
“怎么可能？我走的时候明明看见你俩在一起……”
我没有问父亲，那是哪年。
我知道，那是一九六八年夏秋。立秋那一天。
父亲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他叹了一口气：
“你一定受了不少苦。”
我又摇摇头。
与父亲时时谈起过去相反，我有一段他永远不能知晓的历史，永远不说与他知。
如果我哪天说出来，那原因只有一个，他已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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