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信

    梅城火车站的候车室，虽然不大，走进去，马上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旷，候车
的人不多，一对老夫妻、一对带孩子的年轻夫妻、两个单身男人，分散坐在几排
天蓝色长椅上。梅孝先不肯先回去，一定要送我上车，我们拣靠近候车室入口的
椅子坐下来，与入口相望的另一边，两扇玻璃门紧锁，通往站台。火车还没来，
站台上偶尔有工作人员走动。

    长椅上只有我和梅孝先两个，对面是个出公差的中年男人，正在打瞌睡，脑
袋一栽一栽的，鸡啄米一样，看上去很滑稽。我刚坐下，中年人蓦地挺直身子睁
开眼睛，看我和梅孝先一眼，再低头看看手中的提包，那包还抱在怀里，又闭上
眼睛睡觉。再过去，是一对带小孩的夫妻，夫妻俩压低着嗓子说话，两人都是鬼
鬼祟祟的神情，小孩大概四五岁，脸黄黄的，自顾自地玩耍，一会儿爬上椅子，
一会儿“扑哧”溜下来，跪在地上翻弄地上的大旅行袋，女的瞪他一眼，低低地
呵斥，男孩只得放弃旅行袋里的探险，绕着那排长椅转圈，一只手臂伸出去，像
支扫帚，扫过他能碰到所有东西。他们旁边，坐着一个留长发穿喇叭裤的男青年，
高翘着腿吞云吐雾，两只胳膊像翅膀一样张开，搭在塑料椅背上。小男孩绕开他，
有时停下来，盯着男青年看，男青年眯着眼睛望他，他马上跑开。

    空气里有股难闻的气味，什么东西馊掉了，混合着汗臭，还有谁患着严重的
狐臭，风吹过的时候尤其明显，仔细闻却又闻不出来。

    这时候，有个人——我竟没注意他是从哪里钻出来的——站在我面前，他说
打扰你一下。我不认识他，看样子梅孝先也不认识，我以为他要推销什么新产品，
但他没有背包，也没有拿公文夹。他表情严肃地说，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一
边掏出他自己的证件来，公安局的，检查证件。我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梅孝先拿过他的证件仔细对着瞧。年轻警察应该刚从学校毕业，穿着便衣，还带
着学生气，说话速度很快。梅孝先提醒我，你带着身份证吗？可能是例行检查。

    我犹豫了一下，慢慢打开提包，取出梅方的身份证件给他。年轻人细细地看，
我怀疑他是不是想把上面的内容全背下来，一会儿他对我说，你这身份证过期了，
应该换成新一代的身份证。那张身份证是1993年，我离开梅城时办的，有效期十
年，可是我从来没有留心过它的使用期限。我怕他扣下我的身份证，连忙解释。
他问我准备去哪里，我说我在上海工作。他接着说，可以看看你的工作证吗？我
说没带工作证。那么暂住证呢？我说也忘记带了。他不停地打量我，好像考虑什
么问题，表情更加沉重。梅孝先小心陪着笑递了一支烟，他没接。我想糟糕了，
看样子可能有点纠缠不清，火车马上就要进站。年轻警察说，对不起，可能会耽
搁你几分钟，请你配合一下，跟我去办公室写一个情况说明，他用的是命令的口
吻。

    办公室其实是车站管理人员办公的地方，一个装修精糙的普通大敞间，里面
还有几个男人，一个穿着车站制服。幸好其中有个人与梅孝先认识，看样子关系
还很熟，是那些人的头。我本来做好坏的准备，情况一下子变得简单，聊了几句，
身份证物归原主。从他们的谈话，我马上联想到前几天那位吸毒而死的黑社会老
大，不能很确定，但一定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到他们还给我身份证时，学生警察对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牙齿特别白，原
来笑容可以使人变得俊美。

    梅孝先的朋友送我们出门，正碰上其他人过来，走廊不宽，我们退到一旁。
我听到一声猫叫，转过头去，与一个人的目光正好相遇，我立即认出来，是我在
火车上碰到的带猫的女孩。她仍然那身装扮，抱着那只猫，一脸冰冷傲慢的表情，
脸色白得像枯萎的雪，有点憔悴，那双深陷的眼睛里似乎隐藏着极大的痛苦。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瞳孔不是蓝色，不是黑色，而是在透彻燃烧之中，
寂寞烟灰的颜色。我们对视的时候，她放慢了脚步，似乎还记得我，深深地看了
我一眼，通灵者诡异苍凉的一眼，擦身而过。只有那只蓝精灵一样的猫，睁大圆
圆的眼睛，隔着她深绿色削瘦的肩，远远地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像一个无辜又渴
望着爱抚的婴儿。

    火车只在梅城站停留三分钟，刚找到座位安顿好行李，马上就开了。梅孝先
在外面向我挥手，可是很快，他就被抛在身后。对面的卧铺都是空的，下铺有人。
我看着车窗外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梅孝先买的水果从包里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带
来的那本《笑忘录》下火车后就一直未再翻动，我把书放在枕边。

    火车缓慢的节奏里，我开始继续阅读那本书，页里的书签是在梅城下车前放
进去的，正好是第三章结束，接着开始第四章：《失落的信》。

    塔米娜与丈夫逃离自己国家时，为了躲避审查，没有带上她的个人记事本，
记事本里记录着他们从前的生活。丈夫病故后，她一直想取回那个寄存在婆婆家
的记事本，可是当弟弟替她取回时，她发现那个被封存完好的包裹早已被打开。
她的记事本，她与丈夫的通信，已经被许多陌生的目光窥视过，不仅她婆婆，更
多的陌生人，弟弟或者父亲或者不认识的人。

    “……塔米娜意识到，只要有一个陌生的目光就会毁灭掉她私人记事本的所
有价值，而歌德则确信，只要有一个人的目光不在他的作品上停留，那就是对他
歌德的存在的质疑。塔米娜与歌德不同，是人与作家的不同。

    写书的人是一切（对自己、对所有其他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或者
什么都不是。可是，因为永远也不可能假定一个人是一切，那我们所有书写的人，
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我们默默无闻，浑身酸气，喜怒无常，又巴不得别人死掉。
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平等的：巴纳卡、皮皮、我和歌德。

    写作癖在政客、出租车司机、产妇、情妇、杀人犯、小偷、妓女、警察局长、
医生以及病人中的不可避免的泛滥，在我看来，无非表明着每个人毫无例外地具
有作家的潜质，乃至整个人类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到大街上，大声叫喊：我们都
是作家！

    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自己迟早会消亡，消亡以一个冷漠的世界里，
默默无闻，无声无息。因此，只要还来得及，他就要把自己变成由语词组成的他
自己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这一天为时不远了）所有人一觉醒来都成了作家的话，那么普
遍失聪、普遍不理解的时代就降临了。“（——《笑忘录》第四部”失落的信
“第十八小节部分）。

    塔米娜的书写是一种单纯的记录，正因为她不是作家，所以从未设想过会有
除了她与丈夫之外的第三者目光，它的价值在于她真实的生活不可窥视，只属于
记录者也即被记录者。作家在动笔之前，想到的就是给人阅读，他的书写伴随着
被人注视的快感，而他从不会把一个真实的自己赤裸裸呈现给读者。这种游戏有
点像捉迷藏，作家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他个人的独特世界，像上帝一样藏匿其中，
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

    作家寻求的不是被理解，而是理解自已（人）和所处的外在世界，而书写者
（类似于塔米娜的个人生活记录者除外）恰恰相反，不愿忍受消亡、漠视（或者
孤独），为了被更多目光关注和理解而书写，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有时候
干脆一丝不挂）摆在陌生人面前，这样他们似乎听到了自己并不孤独的声音，他
们感到满足，可惜这种满足往往很短暂，像海市蜃楼，声音消失后虚无飘缈的满
足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孤独，所以他们更大声地呼喊，更沉迷于书写，陷入一种
怪异的循环往复之中。习惯了这种表演或排泄式的书写后，他们甚至抽不出时间
阅读和思考，被米兰·昆德拉称之为具有写作癖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书写者。

    世界充满了奇怪的巧合，回梅城之前，我随手把它放进旅行包，在火车上看
完书的第四部“失落的信”，第61页。然后，我进入梅城，在梅城得到从前的文
字记录，也意外成为类似于塔米娜那样的记录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它们
不可能存在，就像我随意手写下随手丢弃的纸片。年少的我，总认为收藏信件和
笔记多么可笑。

    那只镶金边的盒子，我没有留下。临走之前，我把那些信件和日记一页页撕
毁，然后烧掉了，就像几年前我在院子里烧掉那些东西一样，包括那张我从前的
黑白照片。我在屋后祖父坟旁的一棵栗树下，挖了个很深的坑，把盒子连那些灰
一起埋进去，用土压紧，重新盖上杂草，从外表看，与周围落满枯枝败叶的土地
没什么不同。

    阅读中收到几条信息，二条来自上海，一条来自联通客户服务中心，还有一
条来自林丰，我一条也没有打开看，选择全部同时删除。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田野里看着夜幕降临，时光流逝，后来都没有回家，一
起度过整个晚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苏铭，似乎都有意避开他。我与林丰的关
系，如同我与在上海交往过的任何一个男人。

    我躺在床上，感觉着自己的身体被另一具肉体重压时，心神恍惚，一时辩不
清与我同睡的人是谁，似乎肉体变成一具沉重的石头，所以我睁大眼睛，看着天
花板，房子里面那么黑，什么也看不到，苏铭在夜色中对我微笑，然后，空气里
传来扭曲而痛苦的喘息声。

    整个世界，忽然之间塞满每一个角落，精神与肉体同时消失，空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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