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于是,我选择了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秘。工作的性质陌生,上班的环境陌生, 同事的面孔陌生——但我喜欢。我喜欢这种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我这种有惰性的人, 你必须每天有新鲜的东西刺激我才能保证我不在定式中“差它岁月”。而且,我的 精神领袖——比如Coco·香奈尔——她就教导我说,“想要成为无可取代的人,就 必须经常标新立异”,那段时间,我就常常拿它来激励我自己。 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想傍大款没有错,残酷的社会现实教你就要学会走这种一 劳永逸的捷径。现在的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雌雄”的时代里,有心计 的女孩子什么都明白,她们在傍大款的时候,早就懂得了,怎么去拒绝假大款、警 惕坏大款和抓牢好大款。一定要说有什么要害怕的话,怕就怕还有些贪心,还想在 衣食无忧之外要一些别的东西,以为那样才有自己的社会地位,才对得起自己曾经 也是在名牌大学混过的历史。这种做不来烈女、又天天梦想着头顶一个贞节牌坊的 做法最终只会是鸡飞蛋打,倒不如像舒淇在电影《千禧曼波》说得坦白——“我的 户头里还有五十万,等花完了,我就离开他。” 我最清楚自己亲手制造的一些个爱情赝品最后的命运是什么,这也是所有赝品 的共同命运。你可以模仿和假装,并从中获取利益,但是你无法逃脱命运的总结局 :那时候最痛苦的不是购买者,而是你这个制造者。他至少还享受了过程的乐趣, 他的痛苦只在最后真相澄清时的刹那。而你的痛苦却贯穿始终,从一开始,你就清 楚地知道自己的廉价,虽然你以看似高昂的价格出手,但是,透支的和当掉的,远 比这个价格要巨大得多! 而且,还有什么是你可以信任或者说你值得别人去信任的 呢?没有了。赝品即使在从前具备精品的品质,但当它一定要冠以一个虽高大但虚 伪的名称的时候,它就注定了会有假象中的昂贵和真相中的轻薄。落差是你在制造 它的时候就必然存在的——在这个落差中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赝品。 ——不要说开始你不知情。 我现在咀嚼这些曾经就是为了不再因为不堪和难堪而再去拒绝这些曾经。让自 己从清醒的糊涂中提炼出永远都明晰的一些东西,比如客观,比如客观之上的无情, 比如无情之中的宽容。 我在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所只做了半年。那是我最有职业状态的半年。对于 不知内情的人,我以陈述我那半年的履历为荣。 那半年的时间里,如果我不在单位,就肯定是在去单位的路上、或者在为与工 作有关的事情奔波;工作不是我的负担,而是可以呆在单位的借口。 那时候的每周我都是那么轻易而情愿地在单位里装满100 多个小时的生命,痴 迷着每天拥挤在单位的走廊上互相碰撞肩膀的感觉,沉醉于每天从早饭、午饭、晚 饭甚至夜宵都在和一种想象的成就感在一起分享的感觉。单位里没有真的假的感情 霸占着我不成熟的心,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污染眼睛,我说那里是惟一适合生命 缓慢、自然、健康生长的乐园。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那些同事是我的对手,他们本不和我在一个社会经济阶层里 较量,因为他们总痛苦着为什么自己的全部存款总是那么骨感苗条;但我把他们当 成是一起逃离社会的难友,单位是透明的雕牌香皂,洗掉一天十几个清醒的小时, 也洗掉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社会小人物的痛苦——谁都有各种压力和痛苦一大把,相 互理解就像理解自己一般的容易。 那半年的时间, 我变得不再害怕天黑. 我开始害怕假日。每一个节假日,我一 如没有吸过血的苍白的行尸走肉,飘荡在癫狂的人群周围,坐着、站着、想着、看 着,找不到一个让自己心情舒服的姿势。生活的复杂不如单位的简单,生命的沉重 不如工作的轻松。长久一点的假期,对我而言就好比监狱生活一般,我天天在门口 等待释放回上班的日子。 我对单位的依恋当然和单位里的某一个人有关。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世界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办事处,主要是从事商务律师 的工作,帮助一些要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大型外资机构做好各类法律文件,协助他们 在中国开拓市场;同时,也帮助一些有实力的机构来打一些维权、反倾销一类的商 业官司。我们的首席律师亚历山大·周是个外籍华人,是那种在国外混了很多年、 赶早回来中国成功抢滩的超级海归;也就是那种被外国人还当做是中国人、但中国 已经不承认他是中国人的假洋鬼子——周是我所遇见的最聪明、也最勤奋的人,把 他放在世界上哪个角落,以他的智商和情商,他都绝对是那种人精和人尖一类的人 物。他天生就属于那种要抖落出来,你也必然要为他喝彩的人物。在我和我的同事 们看来,周的身上,到处长满了让你赞誉的理由。 亚历山大·周是这个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律师界也是一个呼风唤雨的 人物了。他的收费标准高得惊人。我记得我在他那里工作的时候他的标底是一小时 收费250 美金,时至今日,据说已经冲破500 美金一小时了。对他来说,沉默是金 的道理肯定行不通,他只要不沉默,他就有得金子赚。即便如此,来聘请他的人还 是络绎不绝。他的名气和名声成为我们所有为他工作过的人的骄傲。这种后遗症一 直延续到我到澳洲来。我到澳洲的第一个housemate 是个学法律的中国留学生,我 听她说她从中国惟一带出来的一本工具书就是亚历山大·周用英文编著的中国法典, 那简直就是她的护身符。我告诉她说我和这个周先生很熟,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我那个housemate 从此对我就特别恭敬,好像因为我熟识了亚历山大·周于是我也 就变成了一个他那个层次上的人物一样。我的housemate 说,要是有那么一次机会 她能够和亚历山大·周同志一起吃顿饭、能听听他对她亲口讲讲话,她会睡着了也 笑醒了。我说是吗,你对他那有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的景仰之情我一定如实转达。 我那个懒得出奇的housemate 当下就应允说,那我今天下厨给你做饭去。